研发投入作为现代企业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保持并提高核心竞争力的关键途径,引起了企业界和学术界的高度重视。近年来,随着高阶梯队理论的兴起,国内外学者渐渐开始探索管理者人口背景特征如何影响企业研发投入。董事长作为公司的法定代表和最终决策人,任期作为管理者的重要人口背景之一,董事长任期极有可能影响企业研发投入。然而,已有研究针对董事长的并不多,针对高管任期的也不多,针对董事长任期的更是如凤毛麟角。此外,深究管理自由度的理论根源可知,管理自由度是影响研发投入的重要边界条件和情景因素。因此,本文着眼于董事长任期与研发投入的关系,将董事长任期和管理自由度引入研发投入的研究框架很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本文选取我国沪深两市2010-2016年A股上市公司的非平衡面板数据,在委托代理理论的分析框架中,探讨了董事长任期与企业研发投入的关系。根据企业契约理论和战略管理理论,引入了管理自由度对董事长任期和研发投入二者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通过SPSS19.0和Stata12.0实证检验发现:董事长既有任期与企业研发投入的关系呈现倒U型,而董事长预留任期与企业研发投入的相关性并不显著;管理自由度在董事长既有任期与研发投入二者的关系中起到调节效应;在高管理自由度即在两职合一的企业或年轻企业或小规模企业或者高市场竞争的企业中,董事长既有任期与研发投入关系更显著;在高市场竞争环境中,董事长预留任期与研发投入显著负相关,而低市场竞争下,二者关系不显著。这一研究结论说明我国上市公司的董事长任期的安排存在一定的问题,比如董事长预留任期与研发投入没有明显关系;除了行业环境,管理自由度对董事长预留任期与研发投入的调节效应不显著。本文有助于从董事长任期的角度认识企业研发决策的动机,同时也有助于理解管理自由度对董事长研发决策的影响机制。最重要的是,本文根据实证结果结合我国上市公司的管理实践,为我国上市公司提出了相应的对策与建议:合理安排董事长任期,比如,选拔或选聘有利于企业发展的董事长,董事长任期既不能过短也不能过长,要适当延长董事长的任期,至少应不低于两届,建立有效的董事长任免机制,完善董事长激励约束机制;注意协调管理自由度;规范研发信息披露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