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较为年轻的资本市场中,对于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一股独大的股权结构仍是主流,大股东对中小投资者的利益侵蚀已经成为普遍存在的问题。为规范证券行业秩序,我国相继出台了诸多法律法规试图解决大股东掏空问题,如2003年8月28日出台《关于规范上市公司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2005年6月6日出台《关于集中解决上市公司资金被占用和违规担保问题的通知》等。尽管如此,年轻的中国资本市场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2020年之前法律体系在保护投资者方面仍然很薄弱,比如,在立法方面,我国仍然没有一套有效保护中小股东的全面的法律规则,中小股东维权难度较高;在处罚力度方面,由于违法成本过低,无法有效抑制大股东的掏空动机,大股东掏空成为资本市场的一块“顽疾”。自2020年3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新《证券法》”）正式施行,针对违规信息披露、内幕关联交易、利用控制权操纵市场等违法行为,大幅度提高了行政处罚力度,也特别提出设立多项新制度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在此背景下,本文以委托代理理论和现代博弈理论为基础,以交易所问询和证监会调查制度为制度依据,选取大股东掏空和外部监管行为跨越2020年《证券法》和2005年《证券法》（以下简称“旧《证券法》”）更替阶段的中珠医疗为对象,试图研究日趋严峻的外部监管形势对大股东掏空行为的治理效力。首先,本文从上市公司被大股东花式掏空为切入点,分析了我国常见的大股东掏空路径和掏空后可能获得的经济收益,指出了本案例中促使大股东掏空的根本动因是财务困境。其次,本文对掏空引发的外部监管举措进行分析,并从市场反应、财务绩效和高管离职等角度分析了外部监管措施对于中珠医疗大股东掏空行为的治理效力。最后,本文以新《证券法》为基础构建大股东与监管的博弈模型,试图研究新《证券法》实施的监管效力究竟几何。本文的研究表明:大股东掏空的手段日益复杂,而新《证券法》通过一系列新制度的设计和原有法规的完善,能够有效抑制大股东掏空动机,大幅降低掏空收益,从根源上动摇大股东实施掏空的客观条件,从而减少我国资本市场屡禁不止地掏空现象,有利于实现资本市场监管成本的降低,提振市场信心。本文的主要贡献和创新之处在于:一方面从外部监管法律层面对大股东掏空问题进行了研究,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外部公司治理手段的研究;另一方面,运用博弈论展示了新《证券法》下大股东和监管方的博弈关系,进而探讨了新《证券法》的监管效果,为法与金融的治理研究增添了新的案例佐证。可以预见,在现行法律体系逐渐完善,监管措施趋于严格的背景之下,未来外部监管的治理效力将会在中国资本市场上发挥更大的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