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独立——中国的学术能够自立于世界——是清末以来中国知识分子不懈追求的目标。“原子能时代”的来临使这个目标越发遥远,也促使中国知识分子认识到学术独立的急迫性,“学术救国”的呼声越来越强烈。但是,战后的中国依然动荡不安,教育经费得不到保障,学校挣扎在生死存亡的边缘。在这种情况下,胡适的一个“小炮”——“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在知识界掀起了巨大波澜。1947年8月底,胡适在南京参会时,向蒋介石与行政院长张群提出了一个旨在争取中国学术独立的“十年教育计划”,大意是节省留学经费并分两个五年计划全力培植十个世界一流大学。9月初胡适将此意透露给报界,引发知识界关于大学教育、留学政策、学术与政治等问题的热烈讨论。其中邹鲁、陈序经等人的质疑与批评影响重大,迫使胡适写出《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一文进行回应,此文的发表推动了论争的持续与发展。到1948年1月论争结束,超过160人参与了论争,他们主要来自教育界、学术界和新闻界。论争涉及报刊60余份,报纸是最主要的平台,但1947年11月以后杂志的重要性超过了报纸。高等教育是重点扶持还是平均发展是争论中最受关注的问题。胡适基于学术救国的公心与救济北京大学的私念而提出的五个重点大学名单更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各大学校长、教务长、学人站在各自的立场予以支持或反对。少部分人认为普遍救济为当务之急,更有人呼吁先把基础教育办好。虽然评论者大多从自身的利益出发,但确实反映出学校与院(科)系、国立与私立、高等教育与基础教育之间的矛盾以及中国高等教育地理分布失衡等问题。几乎所有人都认识到,作为实现学术独立的重要手段,留学不应废止但当前的留学政策应当加以改进。不过部分人误以为胡适提倡废止留学而对其展开批评,也有人认为胡适不该使用“学术独立”一词,这反映出知识界对国际学术交流的重要性有深刻的认识。在10月中旬的中研院评议会上,胡适与李石曾因留学问题爆发冲突,他们的矛盾由来已久,这只是两人争夺学界霸权斗争的缩影。政治与学术的关系也是论争中比较受重视的问题。自由主义者比较关注大学自治与学术自由,呼吁政治不应干涉学术。而左翼知识人及共产党员大多认为根本的政治经济变革才是学术独立的基础,不过他们只是评论者中的极少数,观点也并非铁板一块。虽然胡适与冯玉祥之间的误会揭示出中国社会越来越明显的政治分野,但关于“学术独立计划”的论争本身所提示的,毋宁说是思想文化界还远没有达到非此即彼的程度。1947年知识界围绕胡适“学术独立计划”的论争是一场异彩纷呈的盛事。校长、教授、学生、报刊编辑频频发声,在学术救国的旗帜下,既有教育资源的争夺,也有教育理念的差异,更有学界派系的斗争,并夹杂着些许意识形态的分歧。这场论争不仅揭示出中国教育的种种弊端与矛盾,更彰显了战后中国社会的纷繁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