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城市基层社会的发展脉络可见,在单位制时代,社会完全处于政府的控制之下；随着单位制的解体和社区建设的提出,社区逐渐成为一个具有创新活力的空间,生发于社会基层的公民社会组织开始打破行政管理体制的束缚。但是,党和政府在社区中的延伸与扩张逐渐使相对独立的公民社会组织在权力和资源上依附或从属于国家体系,于是,公民社会组织“被动地”在参与中成长。与此同时,社会矛盾不断凸显,政府由控制转向合作将是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一种可行路径；因此,社区治理结构转型和社会管理体制改革成为新时期理顺政府与社会关系的良好契机。从社区治理主体间关系和社区治理主体及其功能区分度两个维度构建出的社区治理分类模型,将当前中国城市社区治理分为参与式、保障式、全能式和资本式四种；分析表明,这个模型具有一定的解释力。国家与社会合作关系的建立应强调各自的主体性,这也意味着,政府对社会的管理存在一个边界。社区以其多元化的主体及其复杂关系成为理顺政府与社会关系的绝佳研究场域。在社区治理结构上,政府在社区中的边界止于常规状态下的“零组织”以及非常规状态下的临时组织。在社区公共服务上,政府的边界应该止于其自身的“天职”和构建良好的公共服务体制。在空间性上,政府应该打破社区按行政区域划分的方式,树立大社区的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