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思想日益开放,家庭婚姻关系、亲子关系也日趋复杂,伴随而至的就是越来越多关于婚姻、家庭关系的民事纠纷,其中亲子关系纠纷成为一个难点和疑点。本文所述官某丙与官某甲、官某乙、王某某亲子关系纠纷一案,其核心争议焦点就是官某丙是否与官某丁具有生物学意义上的亲子关系,在对方当事人拒绝亲子鉴定时应怎样适用相关规定的问题。首先,亲子关系确认之诉中的适格当事人问题。我国《民法》和《民事诉讼法》均未对亲子关系诉讼中的当事人作出法律规定,仅《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第2条有模糊规定,因此应当对亲子关系确认之诉的当事人进行目的性扩张解释,即有权提起亲子关系确认之诉的原告是子女的生母或其他法定代理人以及子女,因而原告官某丙是适格当事人。其次,适用亲子关系推定的“必要证据”的界定。原告提供“必要证据”要求其提供的间接证据能形成合理的证据链条,使法官产生内心确信,从而认定该证据达到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原告官某丙提供的一系列证据和其他客观事实相互印证,能达到该证明标准,即原告官某丙完成了举证责任。最后,鉴定协助义务的惩处问题。被检人负有鉴定协助的义务,义务主体包括诉讼当事人和第三人,如无免责事由拒绝履行亲子鉴定协助义务则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一般有“直接强制”、“间接强制”、“不予强制”三种做法,我国虽未对鉴定协助义务作出明确规定,但《婚姻法解释(三)》第2条实际确立了“间接强制”的立法模式。被告官某乙负有鉴定协助义务的且无免责事由,则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