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学界兴起了一股对中国民族政策的批评风潮。分析中国的民族识别，解构中国政府对其境内少数民族的构建在西方成为中国研究的一个知识增长点。通过梳理和分析，本文认为这些批评可以约化为这样两个观点:(1)中国的民族识别缺乏对少数民族主体性的尊重，是一个使用国家权力来“强制”建构的过程。(2)中国是一个威权国家，中国的少数民族是中国的“东方性”结合国家的威权发明和创造出来的。　　为了回应这些批评，本文对中国近代以来的社会历史环境进行了必要的梳理、总结和分析，对民国时期向政府请愿的一个具体的案例进行了深入研究。通过这些工作，笔者得出以下结论:　　一、民族差异政治，即以某一种文化、世系/种族差异作为边界（这个边界不一定是清晰的）的差异政治，不仅仅存在于现代的中国，也存在于传统的中国。　　二、中国的民族问题并非仅仅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老问题，它更多的是近代民族国家建设生成的新问题。　　三、新中国的民族承认政治并非如一些西方学者所言仅仅是国家权威的产物，而是这个国家与自辛亥革命以来涌现的少数民族承认诉求之间达成的一种协商结果。尽管协商双方权力地位并不对称，但这种不对称的权力关系是动态的，并非一成不变。中国少数民族并非仅仅是消极的被构建者，他们具有能动性，会应对新的情势来构建新的自己。　　本文共分六章。第一章通过对西方学界对新中国民族政策的批评和中国学界对此的回应/响应的回顾，提出了对这些批评进行研究和回应的必要性。第二章对中国近代以来的民族主义思想、边疆危机和宪政运动进行了研究和分析，并由此提出:新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是导致近代中国边疆危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第三章通过对高玉柱家世和生平的研究，提出高玉柱进行民族政治承认诉求的原因:在近代以来中国民族国家的建设过程中，西南少数民族没有在新建的民族国家政治框架中得到必要的承认和安置，导致了这些人群被“疏离”，并产生了希望得到国家政治承认的诉求愿望。第四章详述了高玉柱的整个请愿过程，并对她的请愿内容和结果进行了分析，由此得出以下结论:族属的政治化在民国既已有之，它并不是新中国仿照苏俄民族政策的产物。西南少数民族获得参政的权力也并不是消极的“被安排”、“被识别”、“被构建”，而是经由不懈诉求争取来的。第五章运用福柯的权力理论分析和呈现了在各方力量（权力）交错的环境中，对峙的各方根据各自利益的考虑，不断进行博弈的过程。通过对这个过程的研究发现:在权力的作用下，高玉柱被“规训”成了一个符合民族国家话语的“新主体”，同时，个体发挥的能动性也使得民国政府的话语在一定程度上被形塑。第六章得出了本文的结论，并就民族政治提出了一些自己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