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化专利权保护是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题中之义,但目前专利的保护力度与创新主体的期待之间仍存在一定差距,其中一个重要问题即是创新主体认为专利侵权案件的损害赔偿数额过低,因此挫伤了权利人利用法律途径维护自身利益的积极性。而有研究通过对专利侵权损害赔偿案件进行统计分析发现,专利侵权损害赔偿案件中存在过度适用法定赔偿、法定判赔额偏低的情形。因此法定赔偿的适用被认为是导致专利侵权损害赔偿数额整体偏低的主要原因。而要求法官尽量避免适用法定赔偿并全面提高判赔数额被视为解决专利保护不力问题最有效的举措。目前正值《专利法》着手第四次修订之际,如何通过完善侵权损害赔偿制度,有效维护专利权人的合法权益是此次修订的重要问题。而正确认识法定赔偿的定位、客观评价其在专利侵权损害赔偿案件中的适用情况,是调整专利侵权损害赔偿相关制度设置、完善具体措施,从而解决专利保护不力问题的关键。本文从理论与实证两方面出发来探讨我国专利侵权损害法定赔偿问题。第一、二章进行理论分析,包括从逻辑层面对专利侵权损害法定赔偿的基础概念、特征以及适用原则等问题进行探讨,并对国内外专利侵权损害法定赔偿的相关规定进行比较研究。第三章进行实证分析,以北京市2000年-2018年专利民事侵权纠纷案件判决书为样本,对我国专利侵权损害法定赔偿的适用情况进行研究。第四章根据前三章的分析结果,对我国专利侵权法定赔偿在认识上、制度规定上以及具体适用上所存在的问题及深层原因进行进一步探讨。第五章则针对上述问题提出解决路径。目前学界对于法定赔偿判赔额的诸多诟病都源于其对法定赔偿定位认识的偏差,认为法定赔偿的适用应当严格遵循填平原则,从而将实现对权利人的完全补偿作为法定赔偿的最低要求。此时,法定赔偿相较偏低的赔偿数额本身即成为法定赔偿制度适用中存在的问题。尽管在理想状况下,我们希望对权利人实现完全补偿。但实际上,在缺乏证据基础的情况下法定赔偿难以作出高额判决,且过高的法定赔偿额也会鼓励机会主义诉讼。因此,应当以合理性原则作为法定赔偿适用的最低标准。从合理性原则出发,可论证法定赔偿适用泛化、低赔偿额并非专利保护不力的真正原因。尽管从表面上看,是由于较大基数的专利侵权案件均采用了法定赔偿方式,而法定赔偿却普遍给与不足额赔偿,才最终造成了专利整体保护力度偏低的结果。但从本文实证分析结果可知,虽然法定赔偿确实存在过度适用现象,但法院在审判活动中并未出现滥用职权、消极办案之情形,这一结果主要是由当事人、外部环境以及不合理的损害赔偿制度共同作用所致。而结合对法定判赔情况的统计结果、权利人不满判赔额提起上诉的情况以及线性回归分析结果,可推证法定判赔额虽欠精确但基本合理。因此,专利保护不力的现状实际并非完全是由于法定赔偿制度本身不足所导致,从而不应苛求完全通过法定赔偿制度纠正专利保护不力的状况,强制要求法官尽量避免适用法定赔偿制度,或寄希望于法院以加大保护力度为导向直接提高法定赔偿额。除了由于认识偏差导致对于法定赔偿的规制有矫枉过正之嫌外,现行专利侵权损害法定赔偿规则中,关于适用顺位和法定判赔金额幅度的限制条件规定,以及判赔考量因素规定均存在有待完善之处。对于法定赔偿适用的顺位和判赔幅度的限制可继续保留,但对判赔限额的规定需进行一定调整:现行判赔下限可取消或至少不再提高,而上限则可适当提升并将酌定赔偿作为突破幅度限制的补充规则。同时,用以确定法定判赔额的参考因素需进一步细化完善。另外,法定赔偿在适用过程中主要出现了两方面的问题:一是“非法定赔偿”的适用障碍,造成了法定赔偿适用泛化的状况。二是法定赔偿的适用普遍缺乏认定分析过程,从而导致了法定判赔结果公信力不足的困境。因此可以通过降低“非法定赔偿”适用条件、完善举证规则,以消除“非法定赔偿”适用障碍、缓解法定赔偿的泛化适用现象。同时还应当利用政策导向和法律法规的引导作用,帮助法官在裁判文书中对判赔情况进行充分说理,并发挥专家辅助人在侵权判赔中的作用,以强化对法定判赔额的认定分析过程,增加法定赔偿判赔结果的公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