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文明社会的共同特征即是都需要有一套适用与解释规则，和平解决争端的规范和程序，这是国内和国际法律制度的共同经验。WTO争端解决机制是多边贸易体制中具有核心作用的机制，它通过定权止纷功能的实现对整个WTO的顺利运行起到了重要的保障作用，成为公认的基础性和非常敏感的“安全阀”。同时，作为WTO新成员的中国，能否在WTO框架内获得其依据WTO协议应享有的权利，必须在对WTO主要成员执行WTO协议的法律、政策与实践进行比较研究，吸取他国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有效运用WTO争端解决机制，妥善处理和解决与WTO成员间发生的贸易摩擦和纠纷。有鉴于此，对WTO争端解决机制进行深入研究迫在眉睫。以关贸总协定(GAFT)争端解决机制核心规则为基础发展而来的WTO争端解决机制，一方面合理的吸收了GATT争端解决机制中经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一系列制度，并进行了有机的结合：另一方面，又针对原机制存在的各种弊端，采取了大胆的改进与革新，并进一步拓宽了争端解决机制的适用范围，丰富了解决争端的各种手段。这种以谋求争端当事方自愿达成相互满意的解决为首要目标，以专家组调解为中心，以争端解决机构审议、批准专家组或常设上诉机构的建议或裁定为常规，以在特殊情况下争端解决机构授权和监控的贸易报复为强制实施的最后手段，强化了法律功能的争端解决机制，突破了传统国际法中关于争端解决方法的理论，尝试着在国际组织内实行分权制度，赋予争端解决机构以独立履行司法职能的全部权利，建立了一整套机制所特有的相对独立的司法制度，国际社会因而进入了一个国际贸易争端解决的新时期。尽管WTO争端解决机制对争端解决的模式、程序规则等做了多方面的完善、发展与突破，初步形成了贸易争端解决的准司法程序，但经过近十年的运作，WTO争端解决机制所固有的缺陷日益暴露出来，严重影响了争端解决机制的公正裁决。因此，通过分析WTO争端解决机制这种准司法化机制在争端解决实践中的运作效果，发现制约其发挥国际贸易“安全阀”作用的顽疾，并提出有效的完善建议已成为当务之急。从争端解决机制的法律解决程序来讲，首先上诉程序缺乏应有的灵活性，存在审查范围过于狭窄和受理审查权缺位的问题，引起了上诉程序在理论和实践上的混乱。因此，应在一定条件的限制下，对上诉机构的审查范围进行扩张，同时允许上诉机构对某些特定事实问题及专家组报告未涉及的法律问题发回原专家组重新审理：并赋予上诉机构对上诉请求的合理性进行审查的权利，对不符合上诉条件的案件予以驳回。其次，DSU缺乏完整而明确的规范第三方当事人权利的程序，导致专家组或上诉机构在个案处理时不断对DSU的规定做出扩大解释，增加了WTO裁决的不确定性。因此，应借鉴国际法院和国内诉讼法的规定赋予第三方当事人更加明确和广泛的诉讼权利。再次，争端解决机制举证责任的运作规则存在弊病，证据的确认和使用尚未形成严密的规则体系，使得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在对证据进行质证以及证据的证明力等问题上拥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影响了争端的公正解决。为此，可围绕基本分配原则对举证责任的运作规则加以规范和完善，并形成自身独特的证据规则，以适应WTO实体法不断完善和发展的要求。 从争端解决机制的执行解决程序来讲，由于撤销或修改相关贸易措施不能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生效，执行争端裁决的滞后性抵消了其应有的效力，使这种救济方式变得意义不大。对此，可以通过调整争端解决的时间期限，保证胜诉方能够真正有效的获得其预期得到的胜诉利益。其次，补偿措施缺乏有效性，不具有追溯惩罚的效力，而且由于补偿措施本身的临时性和自愿性，也使获得补偿变得极为艰难。因而，需要增强补偿措施的强制性，并在补偿的数额上对当事方在最终裁定做出之前所遭受的损失予以考虑，使当事方的补偿请求能够引起对方的充分重视。此外，在补偿的方式上也应不局限于降低产品关税和提供市场准入两种，可考虑引入直接偿付特定款项的方式，提高补偿措施的执行力度。最后，报复程序在启动条件、报复水平和报复效果的公平性上都存在弊端，直接威胁报复制度存在的合理性。所以，应在规范启动报复标准的基础上对援引报复的次数进行控制;变恢复性报复为惩罚性报复，以加大报复制度的惩罚力度:并通过建立集体报复制度，平衡贸易报复的实力对比，增强报复制度的公平性。 然而，WTO争端解决机制能否最终确实成为保证中国加入WTO协议的各项规定贯彻落实的有效法律手段，不仅取决于机制自身的发展和完善，而且有赖于我国有关法律、政策及机构的必要改革与调整。因此，文章通过从宏观制度建设和微观策略设计两个层面对我国贸易争端法律体系的构建，希冀为我国有效利用WTO争端解决机制提供比较科学、合理和可行的政策建议，为中国企业在经济全球化中趋利避害提供法律依据，以最大限度的实现入世利益，进一步推动WTO多边贸易体制的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