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文结合社会历史批评和作家心态分析方法,系统研究湖北咸宁向阳湖“五七”干校。对向阳湖“五七”干校的历史流变、干校学员们在干校期间的劳动生活状况、干校学员们对待干校生活的心态变化以及他们的干校记忆等做了学理上的梳理,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向阳湖文化”的内涵和“向阳湖文学”的多样性。全文共分为六个部分。引言部分主要介绍了本论文选题的意义,综述既往的研究成果,并提出本论文的写作方向和研究思路。本论文选取位于湖北省咸宁市的中国文化部“五七”干校——向阳湖“五七”干校作为研究对象。这不仅是因为它是当年全国“五七”干校运动中的一个个案,从中可以了解到政治意识形态对于中国当代知识分子思想的一个“改造”过程。更重要的是,下放来到这里的全是京城的文化人,探讨他们在这里的生活、学习、思想变化的过程以及文学创作的文本,对于研究中国当代文化和文学的发展都有着积极的意义。从目前研究现状来看,众多学者们对于向阳湖“五七”干校的研究表现出“史料搜集多,讨论问题少”的特点,多注重外部的研究,缺乏对于主体思想内部的梳理。因此对于很多问题的讨论还停留在表面,未能深入进去。本论文试图突破这种研究的局限,尽量去关注思想层面的问题,比如,在这一历史转折的过程中,那些文化人遭遇了怎样的问题,他们做出了怎样的选择并表现出了怎样的回应历史变化的方式?支配他们做出选择的思想、文化逻辑是怎样的,并显露出了怎样复杂的精神史意义?等等。第一章主要是背景介绍,系统梳理了中国“五七”干校发生发展的过程,探讨了“五七”干校蓬勃兴起的原因——既有政治上的因素,也有知识分子自身的原因。“五七”干校是在贯彻落实毛泽东“五七”指示和让干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名义下,于1968-1979年期间广大的党政机关干部、科研人员和教师被下放到农村进行集中劳动、学习和思想改造的场所,它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之一。“五七”干校之所以能在中国办起来,原因是多方面的。极左思想理论的发展、对知识分子属性的错误认识,安置被精简下来的干部,这是外部原因；而知识分子所受到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以及他们自身的一些特质,与外在环境的改变一起,最终导致他们面对政治强权的“集体失语”,这是内在原因。第二章采取历史与心理的复合视角,考察向阳湖“五七”干校的情况,重点探讨了文化人对待干校的心态及其变化。向阳湖“五七”干校一共存在了5年多时间,接纳了来自北京的中国文化部机关和下属机构的6000多名文化人。他们在这里劳动、生活、进行思想改造,经历了一段难忘的岁月。文化人来干校的心态各不相同,大部分革命群众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把这个当成光荣的“革命任务”,克服自身困难来这里继续革命；一部分原先犯过“错误”的“落后分子”怀着改正错误的愿望来此,真诚地希望与群众相结合；还有一部分是“无产阶级的异类”,他们将这里当成“避难所”。干校的艰苦生活和荒谬的政治斗争促使他们对“文革”和干校的合理性产生了怀疑,并逐渐开始反省和忏悔,以各种方式进行抗争。这是他们经历了痛苦的转变之后,用自己的方式完成的对专制的回应。第三章通过分析干校记忆的特征与内容,归纳出“向阳湖文化”的内涵。干校解散后,学员大多返回了各自原来的工作岗位,一部分人书写了自己对干校生活的回忆。这些回忆表现出两种主要的模式——追思和见证；指向两种回忆的向度——控诉和反思。在对向阳湖干校的研究中,我们可以归纳出“向阳湖文化”的内涵：从历史的角度来说,它是“文革”灾难的见证；从思想史的角度来说,它是中国知识分子思想蜕变的标本；从中国当代文学的角度来说,它承传了“五四”文学的特质,是“新时期文学”的源头之一。第四章采用以考察作家创作心态为主,文本解读和非文本解读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重点剖析了曾下放干校的四位作家以及他们的文本,意图展现“向阳湖文学”的多样性。干校文学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研究,本章选取了陈白尘、冰心、牛汉、臧克家四位作家进行个案研究。陈白尘的《云梦断忆》是新时期较早对向阳湖“五七”干校进行回忆的散文作品,出版后反响强烈；冰心作为年龄最大的干校学员,始终保持着超然平和的心态,《致家里人》正是这种心态的极好样本：牛汉作为“潜在写作”的代表人物,他的干校诗歌展现了中国知识分子不屈的灵魂和顽强的创作生命：臧克家的《忆向阳》出版后就争议不断,也让我们对于文学多元化有了更多的思考。这些作家和他们的文学作品展现了“向阳湖文学”的多样性。在全文的基础上,结语部分在回顾前文的基础上,概要地比较了向阳湖“五七”干校与中国传统的文人贬谪,西方知识分子流放之间的关系,力图将向阳湖“五七”干校放在一个更广阔的背景下予以展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