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了《关于办理赌博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颁布了《关于办理网络赌博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这两部解释针对当时出现的网络赌博问题作出了细则规定,为实践中网络赌博犯罪案件的办理提供了指导。但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使得新型赌博方式不断涌现,参照以上两个解释规定解决利用“微信红包”赌博行为的刑法适用问题则存在争议。本文借鉴已有研究成果并结合实践,对利用“微信红包”赌博的刑法适用问题进行分析,试图为实践中争议问题提供解决思路。文章分为以下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利用“微信红包”赌博的形式与特点。通过对裁判文书网的典型案例梳理可发现,利用“微信红包”赌博行为的类型主要包括“红包接龙”“埋地雷”“比大小”“押注型”“依托型”等。总结以上行为类型的共性,对比微信红包赌博与传统网络赌博的差异可发现,利用“微信红包”赌博行为具有组织门槛低、犯罪成本低,赌局方便快捷、流动性大,人员涉及广、传播快,交易方式多、资金往来便捷,打击难度大、隐蔽性强等特征。通过典型案例分析发现,利用“微信红包”赌博在刑法适用上主要存在的争议是罪名认定问题和犯罪数额认定问题。第二部分是利用“微信红包”赌博与赌博罪。在对利用微信红包认定为赌博罪的司法实践中,主要存在三个争议焦点:以营利为目的的认定、聚众赌博行为的认定以及赌博数额的认定。对“以营利为目的”认定可采用以客观行为推定主观目的的方法。赌资数额的计算问题中,组织者发出的红包金额、奖金应当计入赌资数额,抽头的金额则应计入非法所得更为合理,同时应区分投注金额与赌资数额,防止重复计算。“微信红包”赌博中罪与非罪的判定关键在于三个要素,即营利目的与娱乐目的的区分、“聚众赌博”行为的认定,以及赌资数额是否达到入罪标准。第三部分利用“微信红包”赌博与开设赌场罪。利用“微信红包”赌博在认定为开设赌场罪时存在三个争议焦点,即组织者是否须具备“以营利为目的”的主观要件、涉赌微信群能否解释为赌场、建立微信赌博群的行为能否认定为“开设赌场。本文认为开设赌场罪须以营利为目的;涉赌“微信群”可解释为当前司法解释中规定的“网络赌场”,亦可作为赌博活动场所,与传统赌场并无本质区别;建立微信群利用“微信红包”赌博行为也应属于开设赌场,属于寄附型网上开设赌场行为。“微信红包”赌博中赌博罪和开设赌场罪的区分标准有控制性说、公开性说、稳定性说、规模性说,“开放性说”较为合理,值得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