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1930-2019）是美国当代最为著名和最具影响力的文学批评家和理论家之一。作为一名“图书馆式”的学者和批评家,布鲁姆的诗学体系宏大而极富个性色彩,诗学思想深邃而又颇有争议性。在漫长的学术生涯中,布鲁姆的理论建构和批评实践先后经历了浪漫主义诗歌批评、影响误读理论、西方正典和文学阅读理论以及21世纪之后对影响误读理论的再思考。文学创作主体间和文学文本间的影响接受是布鲁姆诗学体系建构的核心,也是其诗学思想中最为个性化和最具影响力的部分。布鲁姆重构了文学创作主体间关系和文学传统的生成过程,认为每一个具有审美原创性和个性色彩的作家都是在其前辈作家带来的“影响的焦虑”中进行创作,并通过对前驱的强力误读才在文学传统的序列中获得自己独立的“诗人身份”,文学传统的生成就是创作主体间对抗的结果。但在布鲁姆21世纪之前的文学批评中,“影响”仅作为重要的诗学背景和隐流贯穿在其中,有关“影响”的本质、“影响”的作用机制及其文本表现都没有得到充分正面的阐释和论证,直到2011年《影响的剖析——文学作为生活方式》问世,“影响”才在布鲁姆对其前期诗学批评和理论建构的修正、续完和再现中由文学创作过程中的文本现象上升为一个具有普遍性和完整性的诗学概念,并由此建构了一个较为清晰的理论脉络,实现了影响理论的转向。本文以布鲁姆《影响的焦虑》、《影响的剖析》及影响理论的相关著述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比较分析其前后期影响理论的内涵转向,对布鲁姆后期影响理论在影响的本质、影响的文学表现和影响与经典审美标准的关系等方面的修正和补充进行研究与挖掘,以期对其以“影响”为核心的诗学体系的建构进行较为完整的关照和探究。本文主要从布鲁姆诗学影响批评的批评内核、批评内容以及批评立场三个方面对影响理论的转向进行研究。正文共分为三章,基本内容如下:第一章从本体论的角度出发对“影响”的本质、作用机制和思想内核进行分析和研究。其中,“从‘焦虑’到‘防御’”体现了对诗学影响本质的修正,后期布鲁姆影响理论突破了前期“焦虑”和“误读”的局限,将“影响”界定为“掺杂着防御机制的文学之爱”,影响与焦虑、误读不再是三位一体的关系,取得了自身的本体地位;基于此,布鲁姆将文学的影响机制“从‘对抗性’修正为‘互文性’”。可见布鲁姆后期理论视角由创作主体向文本倾斜,不再执着于借助精神分析学对创作主体间在想象力层面展开的意志角逐进行论证,转向对文本间修正关系和不同作家误读前人的不同方式进行系统性的批评;“诗人内心的诗人”即诗性自我是布鲁姆“影响”诗学思想的内核,诗人间和文本间的对抗关系会在影响构成的张力中内化,激发作家身上的诗性自我,使作品呈现出非凡的创造性。第二章主要通过分析布鲁姆影响理论中对浪漫主义的重申,发掘其文学经典特质——崇高的文学表现和其存在的合法依据,并从中剥离出以惠特曼的诗歌和梅尔维尔的《白鲸》为代表的美国式崇高。诗性自我是经典作品间共通性和恒定性的存在,而崇高是诗性自我的文本表现,布鲁姆的诗学体系由此实现了影响与经典的相互佐证,消解了早期影响理论中蕴含的神秘性和超验色彩,更加贴近其所追求的“不偏不倚的批评”。第三章则主要通过考察布鲁姆前后期影响理论建构的背景和批评形态的变化来探究其批评身份的位移。布鲁姆后期放弃了学院式的理论建构方式,转而用批评鉴赏的形式分析经典作品间的影响关系,弥合其影响理论中的断裂,并由此勾勒了西方和美国经典文学传统的脉络。作为一个纯正的浪漫主义诗学批评家,早期布鲁姆对整个西方文学批评领域的语言转向和文化转向思潮表现出较为强烈的抵制,《影响的焦虑》和《西方正典》都是其面对学术论争的“激情之作”,而后期其批评态度则渐趋于冷静,转向对其自身诗学体系的反思和修正,重申了以崇高为经典文学标准的审美立场,并确立了以审美光芒、认知力量和智慧为对象的批评立场。结语部分对布鲁姆前后期影响理论的变化进行了总的分析、概述和评价,并在此基础上对其以“自我”为核心的影响诗学进行了评价和关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