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农化是当前我国社会转型的一个显著特征。在这一进程中,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和各项制度的不断改善,农村劳动力有了更加广泛的就业选择空间,就业结构发生着巨大的变化。然而,不同性别之间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对此,以往的研究给出了合理的解释。尽管已有的各类研究都从不同角度对农村劳动力就业的性别差异进行了分析,但所关注的主要为是否从事非农工作或迁移与否的行为。事实上,农村劳动力的就业结构变化不仅表现为非农就业人数的持续增加,兼业化程度也呈现出上升趋势。对于农村女性而言,未婚与已婚也存在很大差别。已婚农村妇女由于受到家庭分工、劳动力市场的性别选择及外出就业心理成本等因素的影响,就业决策不仅要以家庭效用最大化为目标,而且面临更多的约束条件。因此,研究已婚农村妇女的就业选择及影响因素,不仅是对以往研究的进一步补充,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作为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江苏省较早的农地制度改革与近年来实施的新型户籍制度,进一步打破了城乡协调发展的体制性障碍,为城乡之间人口和要素的合理流动疏通了渠道。在这种制度约束相对弱化的情况下,江苏省内具备了较为宽松的就业政策和环境,制度以外的个体特征、家庭特征以及区域特征对已婚农村妇女就业的制约作用更加明显。此外,江苏省苏南、苏中、苏北的经济水平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分别代表着较发达、中等发达和欠发达地区,通过研究江苏省并由此得出的结论将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本文以江苏省农村地区已婚妇女的问卷调查为基础,以家庭效用最大化为理论依据,利用多元Logistic模型,对农村地区已婚妇女的就业选择进行了计量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在农村已婚妇女就业选择的过程中,丈夫的就业选择对已婚妇女的就业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已婚妇女接受培训的类型、受教育程度及其对相关法律的认知程度对就业选择也有显著影响,总体而言,接受培训类型越倾向于非农类培训、受教育程度及认知程度越高,越有利于妇女的兼业和非农就业;在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当地拥有工业企业个数越多、非农就业机会越多,越有利于妇女的兼业、非农就业,但在经济欠发达地区,由于非农化与城市化的滞后,当地工业企业的发展与妇女的非农就业成负向关系;在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年龄已不是制约妇女做出何种就业选择的重要因素,而在欠发达地区,年龄越轻的妇女越倾向于从事兼业和非农就业;家庭人口的多少、家里是否有幼小或读书的孩子需照顾不是影响妇女就业选择的重要因素,且这种影响存在地区差异。基于以上结论,结合地区实际情况,本文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