岑家梧是20世纪中国著名的人类学家、民族学家，被尊为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的一代宗师。同时，他在艺术领域的研究也成就颇丰，著有《史前艺术史》、《图腾艺术史》、《中国艺术论集》等多部艺术著作。他把人类学的研究方法运用到艺术研究领域，以人类学的独特视角进行艺术研究，尤其在图腾艺术和中国民族艺术的研究中取得了许多成就，形成了自身独特的人类学艺术观，为中国的艺术人类学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较大贡献。本文选取了岑家梧最有特色的图腾艺术研究和民族艺术研究两个主体加以探讨，以他的史前艺术研究和中国古代艺术研究作为佐证，旨在从整体上审视、解读和把握岑家梧的人类学艺术观，进而论述他具体的人类学艺术观点和研究特色，在此基础上对其艺术研究的贡献和局限作出全面客观公正的评价，指出他的艺术研究的价值意义，吸取营养，规避不足。总体而言，本文主体分为岑家梧人类学艺术观的形成背景及其特征、人类学视野下的图腾艺术和人类学视野下的边疆艺术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从总体上论述和把握岑家梧艺术研究的人类学视野。岑家梧本身是一位人类学家和民族学家，具有丰富的人类学知识，他自幼热爱艺术，并且幼年时期生活在艺术氛围浓厚的少数民族地区，而且在当时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开始传入并逐渐盛行，岑家梧系统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岑家梧在具体的艺术研究过程中逐步建立起了自身的人类学艺术观。岑家梧的艺术研究深受人类学思想的影响，是基于人类学立场的艺术研究，在人类学视野的整体观照下，提出了艺术是人类社会经济生产生活的反映，是社会文化的一方面这样的核心观点。在此统领下展开具体的艺术研究，表现出了四大特征，主要体现为进化论范式下的艺术研究、作为社会文化的艺术研究、基于田野调查的艺术研究和立足人类学的跨学科综合。他的这种人类学视野，对文艺学、美学的艺术研究具有重大的启示，同时也推动了中国艺术人类学的发展。第二部分，探讨岑家梧在人类学视野下的图腾艺术研究。岑家梧认为一切艺术都是人类社会经济生活的反映，故而图腾艺术产生和发展也是与当时人类的社会经济生活状况密不可分的。在他看来，图腾制是为缓和原始生产集团间的矛盾而产生的特殊的体制，是原始共同制和氏族制交替期的过渡阶段。图腾艺术则是建立在图腾制基础之上，普遍存在于各民族早期的一种艺术样式。它发生基础是当时原始狩猎经济生产，并对当时的社会具有反作用。岑家梧系统地研究了图腾的文学、图腾的装饰、图腾的雕刻、图腾的图画、图腾的跳舞和图腾的音乐，详细阐述了各种具有图腾意味的艺术形式的产生、发展、消亡，论述了艺术和图腾的关系。他认为图腾艺术对于艺术而言具有萌芽意义，是艺术发展史上处于早期的一个状态和阶段。图腾艺术并非纯粹出于审美的目的，在很大程度上是图腾同样化的结果，具有巫术的效能。这种巫术的效能只是图腾时期艺术的浅层意义，其深层内涵仍然是蕴含其中的社会意义。岑家梧是国内系统研究图腾艺术的第一人，填补了国内的许多空白。从世界范围看，他的《图腾艺术史》是当时为数不多的图腾艺术的专著之一，他提出了很多观点都极富价值，具有世界意义。当然岑家梧的图腾艺术研究也存在诸如忽视审美研究的一些局限性。第三部分，论述和评价岑家梧人类学视野下的边疆艺术研究。岑家梧所言的边疆艺术实际上是指中国少数民族艺术，他认为中国的少数民族艺术具有特殊性，不能用西方的理论进行生搬硬套。他指出，边疆少数民族艺术是中国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艺术的研究和发展不能忽视少数民族艺术。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蕴含着丰富的艺术资源，是研究艺术的起源问题的活材料。少数民族艺术的研究是探讨中国古代艺术的重要途径，同时也有助于中国艺术的发展与创新。在此基础上，岑家梧具体研究了西南边疆民族的身体装饰、工艺和歌舞，论证了西南民族艺术的审美特征和艺术特点，并探究了其中所蕴含的社会文化内涵。针对西南民族的身体装饰、歌、舞、乐等艺术样式提出了具体性的艺术观点。岑家梧的边疆艺术研究对我国的民族艺术研究贡献颇大，他指出了少数民族艺术研究的价值所在，推动了田野调查方法的科学性和民族艺术研究的理论建设，为民族艺术研究积累了大量资料。他在少数民族艺术研究中所体现出来的民族意识、本土意识和跨文化比较视野，对我们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虽然岑家梧的边疆艺术研究也存在些许不足，但总体而言为中国民族艺术和中国艺术人类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