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工智能时代,人们在享受人工智能所带来的正面福利效应之时,也在隐忍地担忧人工智能技术将会对整个社会带来负面危险效应。人工智能技术作为“技术”范畴的一种表达,始终摆脱不了反自然、反人化以及反社会化等固有技术风险。然而,人工智能所带来的技术本身的危险是一种超法规的自然风险,是无法通过法律控制的手段达到完全预防和消除的效果。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在人工智能领域,刑法则更应该关注人工智能所带来的人为风险和自主风险。人为风险是一种人为因素介入所引发的刑事风险,主要包括“故意型”、“过失型”两种刑事风险。目前,人工智能发展仍处于的“人机协同”阶段,所以人为风险应成为刑法重点关注的对象。对待人为风险的刑事归责,应当在传统的刑事责任主体格局下进行讨论和展开。最后,应当注意的是,否认强人工智能的刑事责任主体地位,并不是说忽略或拒绝对自主风险进行刑法评价,今后立法,可通过增设“破环人工智能管理秩序罪”、对强人工智能设定相关的监管人员等方式确定相关的刑事责任主体,以实现人工智能领域的稳健发展与刑法保障功能的良好互动。随着人工智能深度学习、神经网络、蒙特卡洛树搜索以及云计算技术的发展和完善,不由得人们担忧人工智能会脱离人类设计和编制的程序范围之外独立地实施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即演变成强人工智能产生自主风险。在自主风险产生过程中,人类行为因素的介入较少甚至没有。所以对待自主风险如何进行刑事归责,成为刑法学者之间一直探讨的热度话题,争论之焦点在于是否赋予强人工智能以刑事责任主体地位。独立刑事责任论者认为赋予强人工智能以刑事责任主体地位具有理论说服力和现实可能性,其认为:首先,从技术发展的角度来看,强人工智能完全具有产生独立意志并实施自主行为的能力;其次,可以通过删除数据、销毁程序等方式实现刑罚效果;最后,强人工智能具备超越人类意志的能力,但法人却不具备,所以法人能成为刑事责任主体,强人工智能也应具备。尽管独立刑事责任论者对强人工智能赋予刑事责任主体资格的论证如此精湛,始终在理论层面无法站住脚,理由在于:一是自由意志是人所独有的“精神实体”,强人工智能是机械地对外作出的反应行为,不具有善恶之间的意志选择;二是强人工智能缺乏智识和意愿,不具有非难可能性和期待可能性;三是法人是一种“人”的集合,强人工智能不同于法人的现实基础;四是无法实现预防和惩戒的刑罚机能;五是有悖于刑法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