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做人与为学高度统一,历史的境遇与人物的经历深刻影响着其直觉观的塑造。百年前的中国,西方携民主与科学强势而来,传统的社会结构遭到破坏,原有的世界观、价值观受到冲击,思想危机、意义危机接踵而来,先进的知识分子主张向西方学习,又困惑于如何对待传统文化。在此背景下,梁漱溟力索穷探中国文化的未来出路。《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表达出来的直觉是以中国儒家文化精义,吸收生命哲学、意志哲学之长,以开文化图存之新局的关键钥匙。对儒学心性化的解读以及直觉方法论的揭示仍启迪着今天的中国哲学研究。早期的直觉观在中西文化对比的背景下展开,文化的差异凝结在思想态度上,讨论的焦点进而扩展到形而上学与伦理道德的领域。在文化观上,直觉是中国文化的特征,民族真精神之所在,展现着中国人独特的认知方式和价值观念。在形上学中,直觉是玄学特有的方法。梁漱溟参照唯识学知识论,将直觉界定为现量与比量之间的第三种认识方法,直觉体察意味进而把握形上的生命本体。在生命论上,直觉是与生俱来的道德本能,发用为无私的情感。以孔子的“仁”为核心内容,直觉沟通内里生命与宇宙大生命,是恰好的生活态度。梁漱溟的直觉分说为三,实则为一,梁漱溟发挥儒家心性论,生命化、道德化了孔子之学。梁漱溟早期的直觉观对儒学现代化方向的探索是极富洞察力的,但整体看来尚不成熟。梁漱溟以“六经注我”的方式运用儒佛思想资源,概念运用上的混乱和经典诠释上的偏差使他在解释相关文本时难免有不得其旨之嫌。当然,他并非是职业的哲学家,没有经过系统的学术训练,自然不能以经学家的标准苛责。相较于学术形式上的不严谨,批评者对其理论直觉主义与非理性主义色彩的不满更为切中要害。直觉混同本能情感,作为方法的有效性与可靠性值得怀疑。再者,梁漱溟比对理智界定直觉,隐隐将直觉与理智对立起来,带有非理性主义色彩。将梁漱溟的直觉观还原到思想体系中,不难发现其理论的动态转变。经过乡村建设运动的实践,梁漱溟更加注重对事实的研究。《中国文化要义》中不言直觉,改谈理性,理性与直觉一脉相承又具有优越性,一来理性从本能中脱离出来,不复原来的盲目冲动;二来理性与理智势若相反而不相离,理智能为理性所用,不再是全然的对立。《人心与人生》中文化心理学成型,以“人心”统摄直觉与理智,理性是“情”,理智是“知”,是主体认识能力的两面。直觉的方法于哲学上有其优越性,但出于现实的考虑,当时的社会进步仍离不开民主科学,因而梁漱溟的直觉观有意识地调和前期的理智与直觉二元对立。中国哲学中蕴含着丰富的直觉思想资源,却缺少反思和整合。到了现代新儒家开始关注到直觉方法的证成。梁漱溟提倡直觉,以救治工具理性之失,重在阐发伦理道德义,而忽略了其知性的一面。熊十力以直觉为体,理智为用,注重思辨和修养交尽之学,从体用不二圆融直觉与理智,但对直觉认识论层面的解读仍有欠缺。贺麟受到梁漱溟直觉思想的启发,融贯宋明儒学的直觉方法和黑格尔的辩证法,揭示了直觉方法、形式分析法与矛盾思辨法之间的关系,确证了直觉的方法论属性。从熊十力性智的超理智而不反理智到贺麟的后理智直觉,对直觉的探讨逐渐理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