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在中外翻译研究中,翻译策略——归化和异化就是一个热点问题。根据多元系统理论,强势文化使翻译文学在此文化的文学多元系统中处于次要或边缘地位,此时译者多采用归化策略;反之,在弱势文化中,翻译文学在其文学多元系统中占主导地位,从而译者多采用异化译法。因此一个民族的文化地位以及特定文学多元系统内翻译文学的地位都会对翻译策略的选择产生重要影响。但是该理论也有其局限性。 中国的第三次翻译高潮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爆发为第一阶段;二阶段是从五四运动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这一段时间。第一阶段中,中国文化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正处于转型期,根据多元系统理论,此时的翻译文学应该占据中心地位,翻译策略以异化为主,但事实却是归化成为当时的主要翻译策略。而在第二阶段,翻译文学处于中心地位,根据多元系统理论,此时异化应占主导地位,而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却是归化与异化并存。 本文分析了中国当时的历史背景及文化状况,认为多元系统理论只考虑了制约翻译策略选择的客观文化因素,而忽视了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的主观能动性。译者的文化态度对翻译策略的选择至关重要,而译者的文化态度是从宏观上去考察的,翻译策略的选择直接反映的是译者的翻译目的,而文化态度决定了翻译目的。因此在分析影响翻译策略因素的过程中,本文借鉴了目的论部分观点,将翻译目的溶入到文化态度中,更全面的分析了当时中国的现象。由于本文将翻译目的看作是文化态度下属的分枝,翻译策略反映的是翻译目的,而文化态度最终决定了当时译者的翻译目的,所以本文在进行具体分析时,将翻译目的溶入到文化态度中。归根结底,是译者的文化态度影响了翻译策略的选择。 实际上一个民族的文化地位和其翻译文学的地位既是一个客观事实,又是一种主观认定。当某一文化的客观地位与译者对它的主观认定相符时,译者的翻译策略的选择便与多元系统理论的推断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