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当代文学成就最高的作家之一,莫言不仅个人在成长过程和精神历程中经受了深重而多样的苦难,其创作更自觉地以“写出讴歌人类痛苦的作品”为己任。故此苦难书写是为深入认识莫言文学最为重要与直接的途径。而莫言的苦难书写的独特之处,在于其于苦难中“狂欢”的生命状态。这种莫言式的“狂欢”,既确有部分与巴赫金诗学理论之狂化相契合的特质,同时也包含与悠长厚重的乡土中国本有的民间精神、民间文欢学传统相通之处,是澎湃的生命力超越羁绊的自由奔涌,尤其指向当其与残酷坚实的苦难冲击对撞下,个体生命力激荡与迸发出极致张力的生命状态与生命体验,也包含“潇洒”“幽默”“欢乐”“心大”等种种精神特质,是一种时常不得不脱出日常礼俗、规则乃至道德的常轨的狂放状态,又几乎必然地与悲剧性的苦难母题相关联。因此,不同于以往农村书写与底层书写那样对于苦难多逆来顺受、苦吟沉寂之态,莫言文学集中关注人于苦难之中以生命力与生命本真为追求而展现的潇洒放达、刚劲坚韧的生命气象,以及在这一过程中至细至微与至大至刚的生命的律动。“狂欢”的生命状态与苦难的沉重现实之间对撞交锋,而变奏为莫言文学中苦难书写丰厚而复杂的样貌。苦难书写实质上是莫言本人以文学的方式思考历史、命运与人性问题的方式。莫言文学中对于苦难的背景与产生、人类面对苦难何以抗争乃至何以忏悔与救赎等等问题都有着细密而深入的整体性思考,故而其得以超越个体经验可能的局限而产生了普遍性意义。莫言苦难书写的重要价值也使得其跻身于世界一流作家之林。基于以上认识,我们从作家苦难观、苦难的形态表现、人物对于苦难的抗争、苦难书写的叙事艺术等诸方面对于莫言苦难书写的独特性与价值意义展开探讨。作为莫言苦难书写研究的基础,首先需要从作家研究的角度对于莫言的苦难观及其成因加以梳理。早年饥饿与孤独的沉痛经历与所见所感,从物质与精神两方面共同构就了莫言“人生的根本要义就是痛苦”的人生体悟,但同时也启迪了莫言对于苦难问题的思考,塑造了莫言阅人观物的特殊眼光。而后反复离乡返乡的经历既唤起了莫言对于故乡精神的文化认同,也使莫言在更广阔的时空与文化背景下对于苦难问题加以审视。莫言的苦难观可概括为“苦难是不可抗拒的,但不甘心被打败”,其形成也源于莫言个人特殊的天赋秉性与成长经历。莫言其人具有生命力澎湃的先天禀赋,但外在压抑与苦难经历使他在现实生活中强行节制收敛天性,且将满腔的生命力与热望倾注于文学之中,从而化为狂欢的特殊生命状态。以母亲为代表对于生命的爱与敬、对苦难永不屈服的生命教育,和故乡人事、民间文化一道,形塑了莫言的文学与文化取向,也使莫言的苦难书写能够突破小我,以悲悯与同情面向整个人类;世界。莫言笔下的文学世界对于近代百年来中国人民经历的种种苦难都有着深刻的表现。在苦难样态方面本文将其从发生学的角度分为外在与内在两大类苦难加以探讨。一类是源于外在的匮乏与社会问题导致的物质性与社会性苦难。最为广泛存在的物质性苦难即饥饿与贫困。莫言不仅传神地写出了其带来的生理性感受与生存困境之艰,更进一步写出了由此带来的对于人之为人尊严的消解,以及“一切短缺都是人为”的尖锐发现;与此相关联的,是以暴力与动乱为代表的社会性苦难。莫言通过对暴力与百年种种政乱的书写,审视残酷的暴力与背后权力结构之间的密切关系,思考权力对于人性的侵蚀异化和对于个体生命尊严的戕害,揭示在历史夹缝中生存的个体的苦难命运。另一类则是源于个体内在而永恒存在的精神性苦难。不论是由“匮乏”所带来的本能欲望的压抑不满,或是由“过剩”所带来的超出了正常阈值的欲望泛滥,抑或是因价值观念不同而造成的种种冲突与精神痛苦,在当今时代都具有着广泛而普遍的现实性。莫言苦难书写中最具作家个人风格气质与独特思考的部分,便是莫言小说人物对于苦难的抗争与超越。莫言面对苦难的态度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抗争。而在文学世界中又随人物主体身份与所处环境境况的不同表现为多种不同具体情态,展现了莫言通过文学探索应对与抗争现实苦难的精神探索史与成长史。第一类是以黑孩为代表的以幻想抗衡现实的白日梦。通过白日梦式的精神力量与客观而坚实的外部世界对抗,以实现个体对于恐惧忧患和肉体痛苦的超越。第二类是以上官鲁氏和蓝脸为代表的面对苦难叛逆与承当的结合。此类人物在对于苦难的抗争上,虽然貌似与万千的普通人一样并未取得“成功”,但他们面对没有具体对象而是弥漫为整体命运的苦难之境,不甘于只是“幸存”,而永远洋溢着生命磅礴涌动之力。他们将希望与执着寄寓在子女或是土地之上,也不惮于在走投无路的绝地纵身一跃,突破规则、时风甚至道德的约束,不断抗争下去。第三类是以余占鳌、戴凤莲等为代表的潇洒与苦难周旋。与作为千万普通农民缩影的上官鲁氏、蓝脸不同,余占鳌等人面对有着具体对象或情景的事件性苦难,勇敢反抗、不断突破,活出了人性的光彩与生命自由舒展的潇洒自在。在他们身上寄寓了莫言超越苦难的最高理想,也是莫言文学最为与众不同而又振奋人心的关节所在。第四类是以《蛙》中的姑姑万心为代表的未完成的救赎。与莫言作品中诸多人物都不同的,是姑姑随着时代的更革其内在精神与外在处境都发生了地覆天翻的变化。姑姑的不同人生阶段,实则兼含了潇洒超越苦难、与主客观苦难缠斗抗争、以精神力量化解苦难等诸方面,蕴藏了莫言对于苦难问题深刻的思考。姑姑年老后的忏悔、救赎及其种种努力,难称完成而彻底。而这种不彻底性则并非“姑姑”的个人问题,而是我们民族如何面对苦难、承当苦难、将苦难化为精神资源而非再堕轮回所要共同继续思考的问题。以《蛙》为代表,莫言文学触及了我们民族精神特质的根本,对于苦难的思考也达到了更深的层次。莫言在苦难之下狂欢的生命状态,不仅造就了其卓然不群的故事与其中人物,而与此相辉映的是莫言“讲故事”的方式,亦即莫言文学的艺术特质。首先是以寓言化为特征的幻觉现实主义。莫言小说对于故事包含现实梦境化与历史传奇化两类处理方式,而其都以寓言化的形式突破具体所指,具有了普泛性的现实意义。其次,是以幽默笔调书写沉痛人生的狂欢笔法。其同样包含两个层面,即故事中的狂欢节情景与文学语言的狂欢化。狂欢笔法与莫言本人精神气质、莫言对于民间文化的认识相深契,达到了凸显荒诞残酷、淡化悲苦基调、揭示乐天精神等重要作用。第三,是诗化叙事的运用。莫言通过红高粱与月亮等倾注了个人深情的意象、民间谣曲与抒情片段等方式,使得叙事文学带有了深刻动人的抒情与诗性意味,更深化了苦难书写感动人心的力度。莫言的苦难书写是对于近代以来中国农民乃至中国人民苦难史与精神史尖锐而深刻的表现,它提炼并标举了传统乡土中国面对人世苦难生生不息的生命哲学与不屈抗争的民间精神。莫言苦难书写的价值更超越地域与个人经验的限制,从而对于所有读者产生着广泛的精神的感召,启发着对于苦难的追问与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