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全国人大将最初由治安管理法规处理的醉酒驾车行为在《刑法修正案(八)》中纳入刑法处罚,2014年《刑法修正案(九)》又增设了使用虚假身份证、盗用身份证及代替考试罪两个微罪,至此刑法介入社会早期化逐步开始。伴随轻微罪的入刑,犯罪率随之上升,而我国目前偏重的刑罚制度和复杂的司法程序难以适应日益凸显的案多人少的司法矛盾,“轻罪重刑”的处理不符合刑法的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如此,引入国际社会通用的犯罪分类制度可以有效解决我国目前的司法困境。犯罪分类即根据犯罪严重程度进行分类,对不同层次犯罪行为配置不同严厉程度的刑事程序等,我国部分学者也称之为犯罪分层。二者并无本质不同,只是使用犯罪分层描述此类制度更立体更直观。梳理我国的刑法历程发现,我国刑法发展中没有明确的犯罪分类制度,仅在刑法条文中体现出重罪重罚、轻罪轻罚的精神;但在司法实践中又增加了法定最高刑只达到拘役的微罪,所以犯罪分类制度的引入在理论、实践层面都有必要性,此举不仅响应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更改善了刑法结构,提高了诉讼效率。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对中国刑法影响甚深的俄罗斯刑法中的犯罪分类制度,历经百年发展,犯罪分类的模式和标准都经过实践的充分论证,对于我国犯罪分类制度构建更具有借鉴价值。对比中俄两国犯罪分类制度,以社会危害性的性质和程度为分类标准的俄罗斯犯罪分类制度紧密结合俄罗斯刑法,四分法的犯罪分类模式渗透到刑法的方方方面面,每一层次配备了不同程度的法定刑及司法程序,这样的分类不仅节约司法资源而且均衡刑法结构。所以,借鉴俄罗斯犯罪分类制度,可以有效解决我国目前的司法矛盾,均衡刑法结构。故依托俄罗斯刑法的犯罪分类制度,结合我国刑法实际问题,从理论层面为我国犯罪分类的引入进行制度设计,根据犯罪社会危害性的严重程度将我国犯罪行为分为四类:微罪、轻罪、次重罪和重罪,同时将犯罪分类制度与犯罪预备、犯罪未遂、过失犯罪等刑法制度先行衔接,逐步推进,以期促进我国刑法体系的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