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吉拥有近1100公里的共有边界,两国之间的交往源远流长,在历史变迁中形成了跨境同源民族。“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中国与中亚国家的合作往来愈发频繁。然而,与机遇伴随而来的还有忧虑和猜忌,“中国威胁论”便是其中较有代表性的一种论调。本文以中亚地区民间传播“中国威胁论”较为突出的吉尔吉斯斯坦作为研究对象,通过收集和整理中吉往来的相关史料、两国贸易的官方数据以及吉国暴力反华的新闻资料,从社会建构理论、知觉与错误知觉理论的视角出发,对吉尔吉斯斯坦“中国威胁论”的产生背景、发展阶段进行梳理,归纳出其表现形式与特点。在原因分析上则主要聚焦在国家利益、民族文化、媒体传播与认知心理四个方面,并从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阐述对策。本文认为,吉尔吉斯斯坦的“中国威胁论”对中国的国际形象产生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如果处理不善,可能会加深吉尔吉斯斯坦民众对中国的误解,影响中吉两国的正常往来,还可能成为中国与中亚国家开展合作的阻力。该论调的形成过程经历了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与“一带一路”的负面解读两个阶段,并主要体现在“经济威胁”、“政治威胁”与“人口威胁”三个方面,其总体特征是经济行为政治化、表现形式多样化、示威抗议暴力化。吉尔吉斯斯坦的“中国威胁论”是综合因素作用下产生的,主要包括中吉经济力量的非对称性、历史遗留的领土争议问题、西方“中国威胁论”思潮的影响、吉国内政治斗争与民族情绪的高涨、吉方媒体报道的刻板印象以及对中国的认知偏差。本文建议,在国家层面,要维护国家主权及利益,准确地传达中国的立场与态度,加强中吉双边关系,关注吉国内的时局变化,发挥上合组织作用,协调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在社会层面,要提高媒体报道水平,减少吉尔吉斯斯坦对中国的错误知觉。在吉的中国企业要承担起企业的社会责任,维护海外中企的整体形象。在个人层面,要加强民间往来交流,增进两国民众友谊,努力发挥两国留学生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