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以来,创新社会治理和加强基层建设成为上海社会治理的基本主线。同时,郊区社会是一个城乡关系紧密的人口流入型社会,其发展空间受到紧密型城乡关系的限制,治理主题也在人口流入型社会当中得以凸显。近年来,频繁的生态环境整治又深刻地形塑着上海市郊区的乡村治理体系和能力形态。按照以往的研究,国家的介入总是带有浓厚的强制色彩,甚至会消解社会自治的能力。但是,笔者在上海郊区乡村却发现这样一种有趣的现象:在“五违四必”整治、河道整治、美丽宅基、垃圾分类等这些带有国家力量介入色彩的生态整治政策落地的过程中,新乡贤的踊跃参与、村民组会议的频繁召开、社会组织被重新激活等现象都表明了乡村自治正在蓬勃发展。因此,在国家的介入下,乡村自治并不是一种趋于消解的命运,而是一种“整治引导自治”的结果。本文试图建立一种“整治引导自治”的理论分析框架来理解大都市郊区乡村自治发展的基本逻辑。本文以上海市X村的生态整治为个案,采取参与观察法、深度访谈法、文献法等方法,在紧密型城乡关系与人口流入型社会的背景下,对大都市郊区的乡村自治发展过程进行探讨与分析。首先,在自治意识的形塑方面,通过政策的社区化、同意圈的放大以及政策的叙述与转译进行观念整合,并且依托村庄利益、村庄声誉与村庄面子等资源进行共意建构。其次,在自治组织的发育方面,一方面,说明国家在X村的生态整治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建构者角色;另一方面,指出以组务管理小组为基本自治单元在整治过程中的组织再造,从而实现乡村治理体系的健全。最后,在自治能力的提升方面,通过乡村自治行动频繁化推动自治策略柔性化与自治技术智慧化,从而达到提升自治能力的效果。通过上海市X村的乡村自治经验说明,“整治引导自治”体现的正是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政府治理与村民自治的张力:国家是乡村自治发展的外生动力,乡村自治发展过程又体现了一种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合作非对抗的发展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