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命运共同体在世界历史和人类文明形态发展中具有里程碑意义。人类命运共同体秉持全人类共同价值,以“类哲学”理路的整体观和全人类视野的“大命运观”培塑全球治理及全球化发展观,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的新境界、新实践。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理念实体”在国际传播及认同维度首要展现文化价值引领力与认知度。人类命运共同体扬弃“西方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超越了东、西方文明体的价值对冲。“人类”作为类概念上“一”与“多”的辩证统一,其命运和发展愿景以全人类共同体视域呈现新的世界历史的必然选择,超越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以来传统国际关系理路。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人类作为“命运主体”超越狭隘的区域身份或地缘共同体,体现人类和平发展的合作共赢模式。人类命运与共的共同体文化价值表征人类最大公约数的一种共同身份,彰显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和人类共同发展的初心与使命,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时代精神践行。西方文明在一定维度上而言,并不是包容的、开放的,甚至带有西方宗教逻辑下的排异性,带有文化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倾向,很难形成全人类美好命运、共同价值的最大公约数和真正平等的文明对话。人类命运共同体秉持的全人类共同价值超越西方所谓的“普世价值”“文明冲突论”“西方价值优越感”“修昔底德陷阱”和“历史终结论”等论调,以人类整体的命运观和发展观,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国传统文化“天下无外”的思想,创立文化价值向度的“新天下观”。“世界内部化”隶属于“以文徕之”的文化价值共同体或“文化全球化”,并不是疆域界分的“扩张”。人类命运共同体反映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理念中的人本主义或“人学”意涵,体现中国传统天下观的时代精神精华。人类命运视阈下的“命”理关切的是人类文化认同问题,包括身份认同、价值认同等类似“安身立命”的整体安全感、尊严感、获得感等;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人类的“运”势,是从应然到使然、从当下导向未来的价值判断,反映全人类发展态势或“其命维新”的文化价值引领。人类命运共同体人文价值意涵将主体间性范式的“大命运观”图景构建在全人类共同体发展理念中,创新实践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科学发展观。人类命运共同体将中国梦与世界梦对接起来,将文明型大国和平崛起与世界和谐发展统一起来,引领包容性、开放性、共享共赢、通而不统的和平发展。而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化是资本逻辑宰制的全球化,是“物的全球化”,偏离了命运与共的合作共赢发展理念,陷入单向度发展的困局,因而加剧全球治理的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发展赤字等全人类共同承担的风险挑战。人类命运共同体从互利共赢到命运与共,反映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文化价值的同理性和共情力。人类命运共同体超越了物质的单向度全球化,在人文价值、精神文明层面体现“人的全球化”,推进协和万邦、天下为公的世界历史新发展。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变则通,通则久,人类命运共同体善作善为、久久为功,重塑全人类的发展观、义利观、交往观、世界观、文明观和共同价值观,在“两个大局”中推动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的当代实践和人类文明的可持续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蕴含的“大命运观”扬弃了消极的命运观或狭隘共同体命运观,超越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社会形态差异,超越了意识形态对峙和价值观的对立,超越了西方宗教逻辑、资本逻辑、文明优越论和本国至上主义等。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人类共同发展和世界共同富裕,推进新型全球化和全球善治,开创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或者一种全球文化价值新样态。人类命运共同体文化价值的多元共生、开放包容并不仅仅表征单向度文化价值维度,它本身“五位一体”逻辑展现共同价值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和合共生、和衷共济,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人类命运共同体蕴含的“世界和合文化”意味着“全人类共同价值”在世界交往维度提出一种新的普遍性,对接“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自由人联合体”的价值向度。人类发展回归到本体论或主体意义上的命运与共,体现世界历史新发展的必然选择。由对立冲突的消极性逻辑转换为一种积极的文化建构性逻辑作为当代全球治理的共同价值纽带,推助当代全球化进入一个新阶段,人类命运前景进入一个新发展、新境界。人类命运共同体蕴含博大精深和丰富多彩的文化价值理念,在“人类世”的问题域提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或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维护和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文化价值研究以整体性思维架构从理论逻辑和历史文化逻辑导入,从理论渊源而言,马克思主义共同体价值理论作为指导,彰显“理论之魂”;从历史文化逻辑而言,人类命运共同体文化价值厚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土壤中,实现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转化,体现其“文化价值之根”,显现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特质。从人类命运共同体文化价值的主要载体及体现维度来看,彰显了中国国际话语价值、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价值、全人类共同价值;人类命运共同体文化价值培塑和引领人类文明新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