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弹劾与惩戒制度始于弹惩分离原则的确立,是民国时期中国政治体制走向现代化的一个体现,是监察制度正式分权的开端。然而,这样一个创举不但引起监察委员的不满,亦饱受学界诟病,不少声音主张将惩戒权重新收归监察院,使监察院可以自弹自审,以期提高监察效率,却忽视了监察公平。一个优秀的制度不但要经得起实践的考验,还应具备前瞻性和先进性,也就是说,要具备往前发展的可能性,这就要求这个制度要站在前人的肩膀之上,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建立的弹劾与惩戒制度就是这样一个制度。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就世界历史而言,分权制衡已经成为世界潮流。各国纷纷将惩戒权分离出来,建立公务员惩戒委员会,一方面是为了制约弹劾权,处分违法失职之公务员,纠正公务员的不当行为,另一方面还将公务员保障寓于惩戒之中,做出了人权尝试。公务员惩戒委员会的设立在打击贪污腐败之外,为公务员提供了申辩与救济的机会,避免了冤案的产生,保证了弹劾的公平,使监察工作处于不偏不倚的客观情态。就民国历史而言,无论是北洋政府还是广州政府都做出了分权的探索与尝试,具体体现在机构设置的改革上。北洋政府在平政院内设肃政厅,将起诉与审理分开,但仍然设在一个院内,至广州政府才将惩戒机关分离出来,设立了独立的惩吏院。然而由于政治局势不稳,经费不充足,这样的革新不久便宣布失败。直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才在早期的实践基础上,结合分权的理论,完成了弹劾机构与惩戒机构设置的分立。机构主导了程序的运行,而弹劾与惩戒程序如何有序运行是南京国民政府在该制度设计上的又一成就。首先,对权力进行合理分工,法律规定由弹劾权负责调查与起诉,惩戒权负责审理与裁判,二者互不干涉。其次,两个权力之间形成有效协作,通过共享案情事实与证据,分担彼此的工作,节省监察资源,提高程序运行的效率。最后,两个权力相互制约,无弹劾无惩戒,弹劾限制了惩戒的内容和范围,惩戒则对弹劾所调查的证据进行核查,决定弹劾的结果。在这样科学的分配和紧密的合作下,弹劾与惩戒程序得以发挥监察作用,既保证了监察公平,又不失监察效率。由此可见,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弹劾与惩戒制度是一个从历史中走来,向未来走去的制度,具备前瞻性。这样一个新的制度在实践中必然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这是不可避免的。在当时,就出现了协作不力、牵制有余的问题,但这不能完全归咎于制度本身的缺陷,还牵涉有官僚陋习积弊、统治者一党专政等更加根本的深层次原因。制度的不足之处可以完善,但掌权者的独裁态度和传统官本位思想的根深蒂固则需要一代又一代人不断转变和修正。因此,只有在一个相对客观的视角下,才能全面理解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弹劾与惩戒制度的优劣,跳出眼前的政绩和效率,看向中国监察制度改革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