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主要是孔子教义的记录以及他与学生们的对话和交流,涵盖了几乎所有主题,如教学思想、礼仪文化、人性与其他美德等。由于《论语》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它早在16世纪末就开始被翻译成西方语言,并且其中许多翻译版本逐渐走向世界。学者们从文化和语言学理论的角度不断研究其翻译版本。许多国内期刊从语言学理论的角度出版了《论语》英译的文章,主要是通过相关理论在英语翻译的具体分析中的应用,对不同翻译版本进行比较,或说明应用语言学理论分析经典作品的翻译版本的可行性。此外,也有学者研究《论语》的英译本,从后殖民的角度研究了归化或异化策略,希望在与强大的西方国家的文化交流中实现中国的公平地位。在《论语》的所有翻译版本中,由辜鸿铭、理雅各与威利翻译的三个版本相对众所周知且广为流传。作为一名西方传教士,理雅各的翻译意图是更好地在中国传教。而汉学家威利因为对于中国古典诗歌感到痴迷,为之深受吸引,因而要向英国读者介绍中国经典作品。然后由于再与欧洲国家外交事务上愤感不公,辜鸿铭翻译《论语》,以西方人可以接受和理解的方式传播正义。然而,作者认为,语旨和翻译目的相关,因为面对不同的人或者读者受众,我们先要考虑的是原作者和译者们是出于想达成什么样的目的想要和他们进行这样的对话和交流。因此在翻译时充分考虑对话参与者的谈话目的和译本读者受众的审美期待等因素十分重要。基于此,本文作者选择他们三位译者的《论语》英译本作为研究对象进行详细分析。本文以系统功能语言学中的语旨理论为指导,以辜鸿铭、理雅各与威利三位译者翻译的的《论语》英译文为研究对象,在译本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如:历史、文化、政治环境等),讨论译者的翻译目的和各自在目标读者以及翻译策略上的选择;然后通过充分的实例研究和译本对比,尝试分析研究三位译者译文在中国传统文化上是否有文化意义上的缺失;最后借助语旨理论,对三个译文进行了翻译质量上的评估并得出以下结论:作为一名传教士,理雅各的特殊身份使他在翻译《论语》时不忘他的传教使命——试图用耶稣取代孔子,并把这个想法融入他的翻译中。可以看出,理雅各的翻译是殖民主义的,试图将儒学与西方学同化,以加强其西方基督教哲学。然而威利批评了理雅各在翻译中所表达的基督教立场。基于儒家思想,威利试图用中国儒家经典来支持他对《论语》的理解。以威利为代表的汉学家翻译在处理中国文学和文化时放弃了基督教的宗教思想,并从学术的角度开始研究儒学,使海外读者能够更客观地审视中国文化。为了消除中国差异的形象,辜鸿铭试图以熟悉的方式向西方公众展示中国,使中国更接近西方世界,因为只有当西方读者认识并接受中国作品时,才能激发他们更深层次的吸引力,去学习中国文化,从而建立对中华文明的尊重和钦佩。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古籍翻译上归化策略的选择并不代表译者对西方强势文化的屈服,而是由于弱势国情的一种无奈妥协——译者通过在译文中采用读者受众熟悉的概念和意象,来激发他们的阅读兴趣,在一定程度上为中国传统文化树立了正面积极的形象,有助于其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