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导案例制度自出台以来,广受关注。笔者选择了最高院第52号指导案例进行剖析,对其所涉及到的交易习惯、格式条款解释等方面进行理论与实证分析,认为判决书中的事实认定、判决理由颇有粗糙之处,难以承担指导案例所应承担的重任。本文首先对第52号指导案例进行梳理,指出本案的争议焦点,并提出了本文的问题:1.“一切险”是否属于行业习惯中的特定术语?交易习惯如何进行认定和适用?;2.合同法41条所规定的格式条款解释的三重方法“通常解释”、“不利解释”、“个别约定优先”含义如何?又应当如何适用的?本文第二部分对“交易习惯”进行了比较法以及学理上的考察,得出“交易习惯”的范围,并进一步指出交易习惯是“一项等待证明的事实”。之后结合我国《合同法》中有关“交易习惯”的规定,详细分析“交易习惯”如何在法律中适用。最后综合本章内容对第52号指导案例进行了初步的反思。本文第三部分对“格式条款”的概念进行了探析,认为“附和性”是其与传统合同的本质区别。结合传统的合同解释元素,得出来对格式条款所应当适用的特殊解释规则:“客观理性解释”、“限制解释”、“不利解释”和“个别约定优先”。结合实证分析,发现最高院在“通常解释”的标准并不统一。究其原因在于“一般理性人”假设的固有缺陷,但笔者认为克服这些缺陷本就属于最高院所应当承当的任务;同时本文讨论了“不利解释”在适用时,应当对合同主体进行的区分,限缩适用。最后,对第52号指导案例进行了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