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可谓是现代经济学的永恒主题,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赶超与体制转型常在“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语境下被诠释和争辩（周黎安,2018）,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突出问题之一是政府和市场的边界问题。一方面,中国经济改革的基本方向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中被明确,就是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另一方面,“政治锦标赛”和“财政联邦主义”赋予了地方官员发展经济激励的同时,以GDP为考核目标的模式又给予地方政府干预微观经济的强烈动力。在具体的执行过程中,以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等组成的产业政策是政府干预经济的重要“抓手”。中国各级政府积极地利用产业政策来扶持本地企业发展,产业政策的强度不断增强,截止到2014年底,涉及产业的政策法规文件已达到近万个（韩永辉等,2017）。自分税制改革以来,税收征管的权限逐步向中央政府集中,地方政府制定税收优惠政策的自主权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而地方政府给予企业财政补贴不但是被中央允许的,而且在遴选补贴对象和确定补贴额度方面具有非常高的自由裁量权,这一特征使得财政补贴在政府干预经济的诸多手段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其中最为直接的一个表现是财政补贴总量急剧扩张。由于中国特有的预算“切块”制度,“政出多门”的财政补贴造成统计上的困难,目前鲜少有文献对中国财政补贴的总体规模进行测算的。然而,如果没有弄清楚规模、结构分布等基本面问题,就会围绕补贴政策产生诸多争论。近年来的中国产业政策之争,实质上是市场功能与政府作用的边界之争,而其中关键就在于政府对企业发展的扶持力度,在补贴规模无从得知的情况下,也就无法判断政府干预经济的边界及其合理性问题。进一步的,地方政府给予企业财政补贴的理论基础和根本目的是促进企业形成“自生”能力,这一自生能力需要在较长一段时间内被检验。既有评估财政补贴效率文献的研究范式多是在当期研究财政补贴对企业某一方面的影响,以此得出的结论与财政补贴对企业长期发展的影响可能南辕北辙。财政补贴作为企业经营资金的重要补充,在短时间内可以迅速降低企业生产成本,从而改善财务指标,但财政补贴是否达到了扶持企业高质量发展的目的,还需要检验企业的长期绩效。从政策评估的全局视角来看,财政补贴的绩效评价还应该看其“机会成本”,即检验补贴政策对未获得补贴的企业产生了何种影响?如果财政补贴使部分企业的绩效提升,是以牺牲其它大多数企业的发展换来的,那么就不符合帕累托改进和总体福利最大化原则。还有一个问题不得不给予重视,既有文献大多强调财政补贴的效率低下,那么补贴手段就应该逐步退出产业政策的“工具箱”,但现实的情况却是财政补贴在低效运行的同时,规模却在快速上升,背后是否存在某种具有惯性的体制原因?既有文献对这些问题的回答都还不够。正是基于上述对现实的观察和文献的梳理,本文在围绕财政补贴问题已经凝结了丰硕研究成果的情况下,仍然确定以“财政补贴对辖区内企业发展的影响”这一颇具挑战性的主题进行研究。具体而言,本文开展的工作主要包括以下方面:首先,本文测算了中国财政补贴的总量及其结构分布。基于2008-2015年的《全国税收调查数据库》,利用增加值、企业所得和流转税等指标与对应宏微观数据进行匹配,本文首次对中国财政补贴规模进行了估算,并在所有制、行业、经济属性、企业规模、重点产业与否和地区等六个方面分析了其结构特征。研究发现:中国财政补贴规模巨大且呈现快速增长趋势,平均每年高达8114亿,占财政支出总规模的比例平均达到7.22%;从结构上来看,财政补贴的分配既有合理之处,也存在不合理的地方。合理之处在于:财政补贴与国家重点产业政策紧密关联,技术密集型的制造业、具有外溢性的行业获得财政补贴扶持力度不断增加;市场经济发达地区的财政补贴力度不断下降,表明财政补贴政策主要作为市场机制的必要补充,而非替代市场机制运行;不合理之处在于:传统制造业、超大型大企业、国有企业中配置了过多的财政补贴,这会加剧企业间的不公平,遏制经济发展的活力;最后,本文分别在供给侧、需求侧检验了财政补贴的分配机制,研究发现后金融危机时期,宏观经济环境的疲软倒逼财政补贴的分配机制逐渐趋于合理。其次,本文检验了财政补贴对于企业“自生”能力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企业获得的财政补贴越多,越容易形成对补贴的过度依赖,降低自身盈利能力,进而提高企业僵尸化的风险。由于度量僵尸企业的方法主要依据企业是否具有长期实际盈利性,这一结果表明,从对企业长期发展的角度而言,财政补贴政策是低效的。针对低效的原因,本文回溯到财政补贴的本质——财政支出,从地区财政筹资结构对财政支出效率影响的视角进行了探索。研究发现: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筹资结构中转移支付占比越高,财政补贴的支出效率越差,其中的原因在于转移支付的“公共池效应”模糊了地方政府的支出责任,导致其放松了对补贴支出效率的努力。另外一个符合逻辑的问题是,财政补贴是如何导致企业绩效变差的?本文的机制检验发现,企业获得财政补贴后,更容易进行无效率投资以及提高费用类支出,这些是使企业失去实际盈利能力的重要中间渠道。再次,本文考察了财政补贴的外部性影响。中国规模巨大的财政补贴大多投向了竞争性领域,这会给市场有序竞争带来扭曲,进而影响到那些没有补贴企业的经营。本文实证结果显示,财政补贴对辖区内未补贴企业产生了明显的挤出效应,相同地区、行业内的财政补贴越多,未补贴企业的利润、总产值、投资和TFP等多方面的绩效指标均会显著下降。财政补贴产生负外部性的根本原因在于对市场竞争机制的破坏作用,表现为对未补贴企业在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造成了双重挤压,挤出了未补贴企业的融资规模、研发投入、产品市场份额。另外,财政补贴相当于政府对在位企业提供了保护,为新进入企业设置了壁垒,因此财政补贴也破坏了市场的优胜劣汰机制;财政补贴对市场竞争机制的破坏降低了市场活力,相比于国有企业、大规模企业和集中度高的行业,财政补贴对民营企业、中小企业和分散化企业的挤出效应更强。最后,本文从“列收列支”的视角对中国财政补贴规模巨大却效率低下的谜题进行了解释。在我国当前的财政管理体制下,地方政府一方面有组织财政收入的责任,另一方面在财政支出上又具有较高的权限,因此晋升锦标赛和财税竞争容易导致地方政府和企业之间进行狭隘的利益交换。本文实证结果发现:地方政府在征税压力下通过征收“过头税”来增加本地财税收入,来年再以财政补贴形式返还给企业,这使得财政补贴与企业缴税之间成为“列收列支”的关系,反映在企业的财务报表上,就是税收和财政补贴的双高。然而,财政补贴当中返还的“过头税”相当于企业提前向政府转移的无息贷款,这不但会导致补贴规模的虚增,还会掩盖财政补贴的真实绩效。本文测算了“列收列支”问题对补贴绩效的影响,发现当扣掉财政补贴中返还的过头税后,财政补贴对企业TFP的促进作用显著增加。这一结论意味着中国巨额的财政补贴是一系列体制性因素的结果,“列收列支”问题可能导致现有关于财政补贴绩效研究的文献均存在不同程度的低估问题。在方法论上,本文主要采用了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尽可能做到定性和定量分析结为一体,达到以量求实,以实求证的研究目标。理论模型上,本文在古典经济模型的基础上搭建了一个理论分析框架,分析了企业获得财政补贴后的行为特征,在此基础上引入“公共池机制”,从理论上对财政补贴低效的原因进行了解释。在实证方法上,本文应用了较多的计量模型,主要有固定效用模型（Fixed Effects Model）、非线性模型（Logit Model）、两阶段最小二乘法（Two Stage Least Square）、双重差分模型（Difference in Difference）和中介效应模型等,基于多种模型的估计方法确保了文章结论的稳健性。针对实证结果中反向因果、遗漏变量、自选择效应等导致的内生性问题,本文也采用了多种方法来解决,包括寻找内生变量的工具变量（Instrument Variable）、安慰剂检验（Placebo Test）、排除自选择效应（Selection）等。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科学评价中国财政补贴政策对企业发展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政策建议,对未来进一步优化中国财政补贴政策提供了可能的方向。本文研究表明,中国的财政补贴除了在总量特征上存在比较突出的结构性问题外,从对辖区内企业的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上来看也缺乏效率,导致了企业对财政补贴的过度依赖,还对市场竞争机制造成了较大破坏,挤出了未补贴企业的生存空间。财政补贴的低效性的原因既有财政管理的问题,也存在“税收超收”等体制性因素。未来优化财政补贴政策实施,需要采取多方位的配套改革措施。在分配机制上,需加强补贴的事前、事中和事后的监管,防止触发企业的道德风险问题;科学制定补贴政策,全局上意义将辖区内所有企业纳入考虑范围,尽量减少对未补贴企业的挤出效应。还强化补贴政策的制度性和规范性,切断财政补贴引起的列收列支问题,切实保障确保补贴发挥真正的作用。同时,在统计工作上,应充分考虑收支挂钩问题产生的虚假补贴。未来财政补贴政策的绩效评估上,既要考虑财政补贴的直接成本和“机会成本”,也要考虑虚增补贴引起的结果偏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