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要研究文学文本中视觉翻译的相关问题。人类的文化从视觉认知和感受的角度，可以分为文本文化和图像文化。文本文化是人类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其主要特点就是思想和观点表达的系统性和准确性，而图像文化的核心是对自然世界的模仿和想象，形象性和直观性是其主要特点。不管是文本文化还是图像文化，都诉诸于人的视觉感官。视觉感官历来是人类最高贵的感官，它不但让我们领略了大千世界的色彩斑斓和变化多端，而且通过它我们获取了对于世界的认知。近几十年来，视觉文化研究已逐步发展成为一个令人瞩目的新的跨学科研究领域，将语言艺术、图像艺术及其他视觉艺术融为一体的文学文本中的视觉翻译理论与实践研究顺理成章地可以纳入这一领域。在翻译领域对于符际翻译的意识比较早，但是对于符际翻译的深入研究还相当缺乏。在有限的关于符际翻译（包含视觉翻译）的研究中，主要有四种倾向。第一种倾向只给予语际翻译充分的关注，因为人们通常认为语际翻译才是翻译本体，才是严格意义上的翻译。对语际翻译的重视，一方面体现了翻译研究的历史成就，但另一方面也暴露出翻译研究的视点局限。第二种倾向开始关注简化概念上的符际翻译，即语言符号与非语言符号（如雕塑、电影、音乐、图画等）之间的转换，但往往把对符际翻译的阐释和分析与语际翻译完全分割开来。这个倾向的研究者认为符际翻译超越了语言层面，属于艺术创作或表演的范畴。第三种倾向对符际翻译的相关理论运用得比较泛化。对于符际翻译的泛化解释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似乎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第四种倾向开始关注一些具体的语言视觉形式翻译的实例，涉及了语言视觉形式翻译的某些原则和策略，但是令人遗憾的是缺乏对这一翻译研究领域进行系统的分析和归纳。与翻译领域其他研究视角和焦点相比，对于视觉翻译的研究，特别是对基于语言的视觉翻译的研究，不管是从广度上还是深度上都存在一定的不足和缺陷，因此有必要加强这一视点的研究工作。本文综合运用了普通语言学中的任意性和理据性理论、认知语言学中的象似性理论、文体学中的“突出”理论、翻译学中的意译/直译、形似/神似、形式对等/功能对等理论、美学中的视觉美学及接受美学理论等等，构建了文学文本中视觉翻译的理论框架。本文在“无意义的形式”和“有意义的形式”基础上将形式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表面的、物理的形式，这类形式与内容的表达关系不大。这类形式进而又可以分为两种：无意义驱动而且本身没有任何艺术和美学价值；无意义驱动但本身具有独特的审美特征。第二类是有助于内容表达甚至本身就是内容一部分的形式。第三类是其本身就是全部内容的形式，这时候的形式已经将自身的美学价值发挥到了极致。如果完全反映原语的美学价值，译者应该充分在译文中表现出第一类形式的第二种情况以及第二、第三类形式。本文重点讨论文学文本中“突出性”语言视觉形式的翻译，这些“突出性”语言视觉形式可以说是形式之中的形式。本文采用定性分析的研究方法，将理论阐释和案例分析相结合，涉及了文学文本中的书写、语法、词汇及语篇多个层面，论证了文学文本中视觉翻译的重要性和可行性。本文首先在区分狭义翻译和广义翻译的基础上厘清视觉形式和视觉翻译的概念和内涵，指出视觉翻译研究的背景、意义和文本选择的原因，提出论文的基本假设并明确研究方法和研究目标。相关的文献综述分析了符际翻译（主要是视觉翻译）研究的历史和现状，对现有的基于语言的视觉翻译的研究进行了分类并指出了不足之处。以形式和内容相互关系为核心的相关语言学和翻译理论的综合思考重点讨论了一元和二元观，翻译领域文与质、神似与形似、形式对等与功能对等之争中对于形式的关注度，形式研究弱势的历史原因，形式的客观分类，以及与形式和内容密切相关的语言任意性和理据性的辨证统一等问题。这也是基于语言的视觉翻译研究的理论基础。在理论阐释的基础上，对标点符号、单词（字）物理表现形式、视觉重复手段、长短句、语篇版面等语言视觉的多个层面进行了文学文本中视觉翻译的案例研究。最后在案例研究的基础上归纳了基于语言的视觉翻译的要求、难度和策略并讨论了译文利用视觉形式的拓展优势进行创造性翻译的可能性和接受度等问题。研究发现，对于书面文学文本而言，语言视觉形式是最直观可感的，是第一性的，应该首先受到译者的关注。语言视觉形式有元语言视觉形式和“突出性”语言视觉形式两种。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本身就是元语言视觉形式的转换，是最最背景式的体现，无需纳入研究的视野。译者要时时关注那些“突出性”语言视觉形式，因为文学文本中的“突出性”语言视觉形式在绝大多数情形下都是“意义驱动”的，甚至反过来可以说是“驱动意义”的。译者如果忽视了这些形式，就会减损原文的意义表达，就谈不上对于原文的忠实了，这也是文学翻译与非文学翻译的最大区别之一。“突出性”语言视觉形式有的是点的特征，有的是面的特征。译者在面对这些视觉特征时，要跳出线性语言的思维，向平面思维进而向平面中的立体思维转换。这时候，不仅要读字里行间的意义，更要看字上字下、行上行下的意义呈现方式，看这些呈现方式本身的意义。译者不再是老式打印机的运作模式（从左向右），而是像现代的激光扫描仪那样，可以从上到下，从下到上，也可以从左到右，从右到左，或者干脆跳出语篇平面的视野，与语篇共生出一个立体的观赏角度。这样的一个转变过程将会增强对于原文理解的深度以及原文审美效果的感知。“突出性”语言视觉形式是实实在在的可以为读者的肉眼捕捉到的语言视象。这种视象因为其具有物理的存在性不再是隐性的，而是显性的。对于这种外观语言视觉形式的翻译旨在传递对原文的直接感觉，实现对读者视觉感官形成直接冲击的预期效果。对于语言视觉形式的直观翻译非常类似于基于图像符号意义本身特性的翻译，前者与后者最大的区别是基于语言符号还是非语言符号。由于汉英两种语言表层形式上有较大的差异，文学文本中的视觉形式通常被称为翻译中“不可逾越的障碍”。我们承认有这种障碍，但是这种障碍并非那么不可逾越。“突出性”语言视觉形式在现实主义文学、现代主义文学和后现代主义文学中，在散文、诗歌、戏剧中，在英语和汉语中，都是非常普遍的文学表征，从这个角度看，具有文学语言的普遍性。从根本上讲，人类对于视觉形式的总体感知是近似的，在某些情形下甚至是普同性的。这种近似观和普同感为译者提供了视觉翻译的可能性，同时也为译者在两种语言视觉形式之间的广阔空间中插上想象的翅膀。译者不能心安理得地忽视这些语言视觉形式带来的巨大挑战，而应该首先带着审美的眼光去发现和挖掘原文中的视觉美，给予一切视觉美形式以充分的重视，然后动用一切语言要素、审美机制以及创造能力去传递原文的视觉形态美感。文学翻译的译者要善于发现两种语言的各自优势，要取长补短，有时还要借助前人译者的成就，继续往前迈进，通过改译和重译，使得译文逐步走向完善。在这个过程中，译者要利用翻译学是个交叉学科的优势，充分吸取其他相关学科的养分，尽最大可能利用各种补偿性翻译策略（如一般补偿性策略、最佳感官式补偿性策略、整体视觉对等补偿性策略）实现译文与原文在“突出性”语言视觉形式方面的“最佳近似度”或“最高对等度”。本研究的意义和价值：对语言视觉形式的研究充分挖掘了语言的视觉艺术功能，这也是一种翻译学跨界研究的尝试。雅各布森的翻译三分法为我们提供了翻译研究更多的视野和空间。在语际翻译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到符际翻译，或者更准确地说，是语际翻译中的符际翻译，就如同语言符号内部的多模态性一样，它基于语言，又超越语言，是对语言形式表意性和艺术性最佳融合的集中体现。对于语言视觉形式的深入研究可以引起人们对于形式研究更多的关注，从而更加丰富语言学、文体学、文学批评、翻译学、视觉修辞学等对于形式研究的外延和内涵。文学文本中的视觉翻译研究对于翻译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例如宋词翻译、乐府诗翻译、意识流小说翻译、视觉诗翻译、莎士比亚戏剧翻译等。本研究的创新点：首次提出了基于语言的视觉翻译的概念和内涵；对形式进行了更加理性、更加客观的辩证分类；对文学文本中从点到面的“突出性”语言视觉形式的翻译作了较为系统的分析和阐释；将语言学、文学、文体学、翻译学、美学等相关理论充分融合，拓展了翻译学研究的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