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国内资本市场的发展和转变,越来越多的个人与机构投资者进入交易市场,成为主要的市场参与者。与此同时,证券分析师作为上市公司与投资者的纽带,他们在证券市场上的信息传播作用体现得愈加明显,其评级报告作为市场公开信息常为投资者所用。于是,评估我国证券分析师是否依据公司基本价值给出荐股评级和评级调整,以及分析师评级是否还受到股票内在价值之外的其他影响因素,均有待重点研究。本文利用2007年1月1日至2016年10月31日我国沪深两市A股的证券分析师荐股评级与盈余预测数据为样本,研究分析师荐股评级的影响因素。实证发现,股票估值以及外生变量——股票价格动量与投资者情绪均对分析师评级产生显著影响,创新性地揭示了我国证券分析师评级过程中的有限理性。文章首先对传统金融学和行为金融学中的“理性人”假设进行理论分析,并依据评级影响因素对分析师行为的理性程度进行划分。其次,简述两种股票估值模型——剩余收益模型和PEG模型中的基本假设。最后,对两大多元回归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给出相应的研究结论。本文在分析师荐股评级和评级调整两个层面上,提出六个基本假设,解决四个问题。研究的问题如下:第一,分析师盈余预测是否通过股票估值模型与荐股评级、评级调整相联系;第二,分析师在评级决策(发布荐股评级、做出评级调整)中通常采用哪一种股票估值模型;第三,分析师在评级决策时是否还会受到除股票估值以外的其他非理性因素影响,评级调整是否比荐股评级具有更大的信息含量;第四,探讨我国证券分析师的理性程度。本文的实证结果表明:在分析师荐股评级层面上,剩余收益模型股票估值价格比率和PEG模型股票估值价格比率均对荐股评级具有显著为正的影响,非理性因素——股票价格动量、投资者情绪对荐股评级具有显著为正的影响;在分析师评级调整层面上,剩余收益模型计算出的股票估值价格比率变化量、PEG模型计算出的股票估值价格比率变化量和价格动量变化量均对评级调整具有显著为正的影响,投资者情绪变化量对评级调整却无显著性影响。本文研究的具体结论如下:第一,国内证券分析师的盈余预测是通过股票估值模型与荐股评级相联系;第二,在评级决策时,分析师对公司基本面的评估既会采用绝对估值模型中的剩余收益模型,也会采用相对估值模型中的PEG模型;第三,证券分析师投资报告中的荐股评级不仅依赖股票内在价值,还依赖股票价格动量和投资者情绪两个非理性因素,而评级调整依赖于股票内在价值和股票价格动量,相比于荐股评级,证券分析师做出的评级调整具有更大的信息含量,因此更为理性;第四,从证券分析师评级决策的理性程度上来看,我国证券分析师是有限理性的。本文的创新之处包括:证券分析师理性程度的划分标准、对荐股评级与评级调整中非理性因素的选取和股票估值的计量方法。文章所研究的内容有利于引导分析师的理性投资,提升我国股票市场股票定价的效率,修正偏离的股价,并提高国内资本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同时,这对分析师完善其行为决策能力、纠正自身认知与行为偏差和建设我国证券市场,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