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FDI技术溢出获得技术,是发展中国家实现技术赶超的重要渠道,中国也在不断扩大外资引进规模和优化外企结构。而在实际的研究中,中国FDI技术溢出呈现出明显的地域差异,这和不同地区对于技术的吸收能力不同有着密切关系。本文采用学术界相关研究方法,用全要素生产率代表FDI溢出,作为因变量。基于2004-2017年中国省际数据(西藏地区由于缺失数据较多,暂时排除,最后面板模型一共包含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使用SFA方法,对全要素生产率进行分解,包括生产效率变化率、技术进步率和规模效率,在此基础上得出全要素生产率。其中在投入方面,考虑到各地区人力资本水平的异质化,本文将人均受教育年限作为劳动者技能的代理变量,将各省劳动力同质化,并通过永续盘存法计算各省资本存量,以得出更具有代表性的全要素生产率。在分析各地区吸收能力时,本文依据大量相关文献,选择经济发展水平、人力资本水平、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对外开放程度和市场化程度五个要素作为地区吸收能力的衡量指标,并建立了2004-2017年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由于数据缺失,西藏地区不算在内)的面板数据。模型选择方面,本文猜测各地区吸收能力要素作用是非线性的,而是存在一定门槛值,门槛值前后各变量对地区吸收能力影响的系数不同,因此本文选择了Hansen门槛面板回归,考察不同地区对FDI技术溢出的吸收能力,并明确各地区在门槛值中的位置。具体计算中,本文将全要素生产率作为因变量;基于经济内生增长理论,选取R&D对内支出和人均资本存量作为控制变量;FDI流入为核心变量;经济发展水平、人力资本水平、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对外开放程度和市场化程度为门槛变量,先进行门槛效应存在的检验,并对通过检验的门槛变量计算具体的门槛值。通过对各要素的分析,结合中国发展计划和地区政策,可以为区域进一步发展提供差异化建议。结果显示,五个地区吸收能力影响指标都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其中,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双门槛,而人力资本水平、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对外开放程度和市场化程度存在单门槛。截至2017年,从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上看,中国各省,市及自治区(除西藏之外)都跨过经济发展水平的第二道门槛,经济发展对地区吸收能力提升的影响下降,但依旧为正;在人力资本水平方面,各省也已跨过人力资本门槛,继续提升劳动力素质对吸收能力提升有限,且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对于基础设施建设,截至2017年,大多数省份已经跨过门槛值,但仍有内蒙古、黑龙江、甘肃等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未跨过门槛值,对地区吸收能力影响大,急需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对外开放程度方面,各省对外开放程度差异大,且从2004-2017数据看,各省在对外开放程度上并没有明显的变化。具体来说,2004已有10个东部沿海省份跨过门槛值,到2017年基本仍是这些地区对外开放程度跨过门槛,此外,仍有20个省未触及门槛值,对此,需要坚持对外开放的政策,特别是积极响应一带一路战略,加强中西部内陆地区的对外开放;最后,市场化程度影响FDI技术溢出外部环境,当前仍有部分省未跨过门槛,需要进一步优化市场环境。最后,本文创新性地发现了新的门槛值,论证了一味提升地区吸收能力并不会导致FDI溢出一直高速增长,当跨越该门槛值时,吸收能力具体指标的提升对FDI溢出的影响作用会下降,这与现实相符。而在具体吸收能力指标中,带入中国各地区数据后,我们可以发现,截至2017年,中国部分地区仍处于吸收能力对FDI溢出有显著影响力的区间,此时政府可以加以引导,在短期快速提升FDI溢出,促进地区发展;而部分地区已经跨过门槛值,此时过多地在某一指标追加投入对FDI影响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