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个世纪开始,全球变暖逐渐引起了世人的高度关注。科学家通过严谨的求证,揭开了导致全球变暖的真凶,即人为活动打破了自然界碳循环的平衡。全球变暖对人类生存环境造成了重大影响:其一,造成了海平面的上升;其二,引起了不同地区湿度的变化;其三,造成了气候灾害频繁出现;其四,对森林等生物群落形成危害。世界各国为了抑制全球变暖,作出了积极的努力。1992《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公开签署。1997年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即《京都议定书》。《京都议定书》作为全球环境合作的重要法律文件,包括了温室气体的范围界定、各国的减排目标、京都三机制、生效条件等内容。《京都议定书》的谈判过程不仅是全球环境合作的过程,也是各国经济、政治、安全等国家利益博弈的过程。美国作为世界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与《京都议定书》的渊源可谓久远。该协议生效的前前后后共经历了美国三届政府,即老布什、克林顿、小布什政府。美国在各阶段的环境外交政策特点充分反映在了对《京都议定书》的态度上。老布什政府环境外交的表面化体现在阻止了减排具体细则的制定;克林顿政府环境外交的温和路线表现在签了一份有名无实的义务书;小布什政府的环境外交单边主义表现在迅速退出了该协议。美国在退出该协议时,例举了三条退出的理由,即减排会对美国经济产生危害;全球变暖的科学依据不确凿;发展中国家的不作为对美国不公平。并在后来的多次国际双边或多边会谈中多次强调这三个理由,作为拒绝《京都议定书》的借口。分析一个国家外交决策的基础,是对该决策的产生背景、发展过程和行为动机作深入细致的考察。仔细回味美国始终如一拒绝《京都议定书》的外交行为,可以发现这一决策与美国的新保守主义经济至上观、国家利益保持和退出的意图有密切的联系。正是这样几个因素决定了美国自2001年至今对《京都议定书》的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