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作为市场经济活动的主体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不容忽视的气候问题。国内“1/5冰川消融”、“雾霾”等问题先后爆发，反映出我国企业履行碳减排责任时面临的严峻现实。我国企业碳信息披露水平总体差异令人担忧。
　　美国加州通过2018年立法约束上市公司董事会女性董事人数，引发了社会各界对女性董事价值的争论。学术界在深化对企业碳信息披露影响因素研究时，也开始重视女性董事作用。女性董事作为公司董事个人特征与公司治理中结构多元化的交叉领域，可能是影响公司碳信息披露水平重要因素。而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的社会信任会自发的产生“连带效应”，将人们对该区域的信任映射为对该区域企业的信任。企业履行环境责任，提高碳信息披露水平，可与利益相关者建立良好关系，为企业的经营和发展建立信任的外部环境，从而降低交易成本，提高市场价值。但女性董事如何通过董事会治理影响企业碳信息披露水平，面对不同的区域社会信任水平，其对企业碳信息披露是否会有变化，仍然处于“黑箱”状态。因此，本文研究不同社会信任水平下女性董事特征对企业碳信息披露水平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以2013-2018年皆披露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上市公司为样本，以Stata14.0为分析工具，综合使用多元回归、分位数回归、固定效应回归等方法进行假设检验，最终证实以下结论：(1)女性董事数量不一定能提高企业碳信息披露水平，女性董事发挥积极作用有赖其质量。具体来看，在女性董事人数较少(1-2人)时，女性董事对企业碳信息披露水平的影响不具有积极作用，当女性董事比例超过一定比例(20%)后，女性董事对企业碳信息披露水平的抑制作用会减弱，并出现积极作用。(2)女性董事平均年龄与企业碳信息披露水平之间负相关，但并不显著。(3)女性董事平均学历与企业碳信息披露水平之间正相关。(4)社会信任与企业碳信息披露水平之间正相关。(5)社会信任水平在女性董事特征与企业碳信息披露水平的关系中存在正向调节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