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现代史中,围绕着救亡这一主题,思想界存在着两种基本思想倾向:一种是主要采取启蒙的思想策略;另一种是主张采取革命的手段。这两种思想贯穿于整个中国近现代史中,成为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都必须面临的基本问题之一。陈独秀作为近现代知识份子的代表,其启蒙与革命思想具有典型性。本文通过分析五四前的陈独秀的启蒙与革命思想,试图说明中国近现代在启蒙与革命之间摇摆的内在理路,以及近现代启蒙的实质和内涵,继而说明何为真正的启蒙以及当代需要何种启蒙。本文的线索分为两条:一是通过分析近代启蒙与革命思想的先驱者,说明陈独秀近现代启蒙与革命思想所处的位置;从上追述至,康有为对于孔子的改造,谭嗣同对于冲决封建网罗的决绝。前者开创了近代疑古传统,后者开创了一种激烈的革命潮流。这就是陈独秀面临的思想大背景。另外一条是通过分析五四前期陈独秀启蒙与革命思想发展的不同阶段,说明陈独秀启蒙与革命思想的内在逻辑。本文主要通过解读陈独秀在《安徽俗话报》与早期《新青年》的文本,研究陈独秀的启蒙与革命思想,得出的最后结论是,陈独秀在《安徽俗话报》时期,是作为一个较为纯粹的启蒙者的身份出现的。此时的陈独秀虽然也肩负起革命宣传的任务,但是从根本上改良国民性,塑造新的国民,是此时陈独秀的根本任务。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陈独秀很好地处理了外来文化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表现出从容的启蒙者心态。于此相对应的是,在《新青年》杂志上,陈独秀一开始就以反传统的姿态出现在公众面前。在外来文化与传统之间,陈独秀毅然选择了后者。于是,传统文化在陈独秀的启蒙思想之中毫无立锥之地。虽然陈独秀也主张改造国民性,创造新的国民,但他对于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决绝态度,却脱离了传统文化的根基,其思想启蒙便没了扎实的文化根基,而沦为一种无根性的启蒙。最终在国内政治局势的影响下,不免完全倒向了政治革命一边。正是由于20世纪中国思想界的这一情况,直接导致中国启蒙的不足和不力,直至当今,中国现在化建设的道路上,改造国民性或培育“四有新人”,依然是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之一。在本文中也就此话题做了简要的回答。在此需要指出的是,本文对于陈独秀思想的探讨虽然涉及到启蒙与革命两方面,但本文的主要目在于分析陈独秀的启蒙思想及其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