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立报》存在时间虽短,但却是20世纪初宣传民主革命最为有力的报纸之一,是当时时局动荡的一个缩影,因而很有研究价值和意义。但目前学术界对该报的研究力度不够,且主要限于零星、微观的叙述。本文试图结合辛亥革命前后的历史背景,对《民立报》作一宏观的考察,以梳理出辛亥前后该报的舆论动向及其舆论地位。 《民立报》是一份由江浙资产阶级捐资、资产阶级革命派创办的政论性很强的民族民间报刊,该报报馆聚集了一批近代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群体。《民立报》的这一性质决定了它将紧紧围绕着革命推翻清政府,建立资产阶级民主某和国为宣传重心。武昌首义之前,《民立报》大力报道国内外危急形势及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伪立宪骗局,号召以“革命”手段推翻这一专制腐朽的王朝。作为一份政党报刊,除作舆论宣传、鼓动之外,《民立报》馆还担任着革命的组织、联络工作。依据办报宗旨,武昌首义、多数省份纷纷独立后,《民立报》则将宣传重心转向“建设”方面。责任内阁、议会政治、一院制和中央集权制为《民立报》的政治纲领,宋教仁、章士钊是其坚定的倡行者。为满足资产阶级期求“安定”、“统一”以利于经济发展的愿望,民初《民立报》曾一度倾向对袁妥协。直至宋案发生,袁世凯独裁专制面目昭然若揭,该报才最终转向与袁决裂。它抛弃对袁世凯的幻想,支持、宣传“二次革命”,提倡“国民革命”,努力实现真正的民主共和。但终因民主革命和独裁复辟力量对比悬殊,在袁世凯的压制下,《民立报》被迫停刊。 作为一份由专制社会向民主社会转型、新旧势力相互纠葛此消彼长阶段创办的报纸,政治态度的变化是其对社会时局体认的结果,而最根本的则是与其所代表阶级——资产阶级的利益息息相关的。《民立报》的被迫停刊反映了新生的资产阶级力量的并不壮大及当时专制势力依旧很强大顽固,这是新旧交替时期必然会遇到的反复。《民立报》的“民主革命”思想的宣传,代表了社会发展的前进方向,因而该报理应在传媒史和社会发展史上占有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