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民俗”是女性在自己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反复出现、代代相习的生活文化事象。文学作品中的“女性民俗”对表现女性生命内核、塑造女性人物形象、深化作品主题思想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本文借助于文艺民俗学学科平台,将“女性民俗”有机地融入文学、文艺研究,使之成为阐释文学、构建理论的独特路径。为了便于论述,本文选取具有“江南”地域特色的现代文学作家作品进行针对性的研究,相关“女性民俗”主要涉及现代文学江南作家笔下跟女性有关且女性特征鲜明的民俗,或发生在女性个体身上的外在的和内在的、物质形态的和精神形态的、行为层面和心意层面的民俗。以文学作品的女性人物形象批评来论,本文所选取的“女性民俗”是一个合适而新颖的切入点。文化是人之所以成为人的“标志性”符号,而民俗作为文化的底层又在某种程度上左右着人的思想和行为。作为女性文学表现对象的“女性”,无论是在生活还是文化层面上都与“民俗”有着天然的难以割舍的联系。民俗是人俗,它是构成不同文化的底色,女性内在的、独特的个体生命正是通过其身上民俗文化的差异来体现的。女性是民俗的“化身”,民俗是女性的“灵魂”,两者在文化和文学的时空中有机交融。因此,我们从融会于文学作品女性人物身上的“女性民俗”入手,便能触摸到女性民俗浸润下那些鲜活生动、富有个性、充满原始生命力的女性文学形象,也能较好地体会和把握住这一血脉相通的女性文化生命。这一研究视角是独具特色并富开创性的。当然,从中国女性文学的历史与现状中我们也发现,由于长期借用西方女性主义理论话语,我国女性文学在芯子里缺少本土化、民族化、原创性的引领创作与批评的话语,这也是导致当代女性文学出现“变异”的个人化、欲望化现象的主要原因之一。而“女性民俗”的引入无疑给中国女性文学创作与批评话语增加了新的亮点,也在某种意义上弥补了中国女性文学在文化研究方面的“不足”。正因为此,本文以“女性民俗”为切入点的文学研究也就具备了现实的意义与文学史的价值。受理查德·鲍曼民俗展演理论的启发,本文对江南女性民俗文学化过程的研究通过“文学展演”这一关键词来进行创造性建构。我们认为,文学展演中也存在一个例行的、可预见、规则的群体行为系统和行动场景,它包涵了一个社会对传统、理想、群体意识和日常生活艺术方面的期待。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本文选取了“文学展演”作为贯通女性民俗在现代文学女性形象塑造中的发展脉络,主要从展演场景、展演路径、展演过程、展演特点、展演理论及展演价值等几大章展开研究。第一章主要从女性民俗展演的江南生态语境入手,分别从江南自然生态场景、江南人文生态场景和江南语言民俗场景等三个视角去阐释江南语境的女性特征、立体审美特征及女性俗世理想。第二章运用文艺学作家创作论的视角展开对女性民俗展演路径生成的研究,主要从发生论、创作论、传播论三方面入手,以发掘现代文学江南作家选取女性民俗作为创作质素的内在动因。第三章将从作品论和接受美学的视角对女性民俗展演过程进行评鉴,大致从女性阅读的民俗启迪、女性心理的民俗阐释、女性民俗的日常生活审美等三个维度展开研究。第四章主要论述江南女性民俗文学展演特点。本章将择取江南范畴内的乡村女性民俗和都市女性民俗两种民俗形态对其特点进行文学的剖析与概括,主要涉及婚姻礼俗、生养习俗、民间信仰、生产习俗等；在此基础上,分别从文学原型、文学叙述模式等视角对江南女性民俗的文学内部进行考察。这是本文研究的重要部分。第五章也是本文的研究重点,主要讨论“女性民俗文学批评”的理论建构。本文试图构建一个立体的、多维的“立锥体”式的理论框架,其基座是“女性民俗文学批评”理论,立锥体的三面分别由女性民俗的文化文学融合论、女性气质的民俗—原型批评论、女性作为民俗主体的价值论构成,为江南女性民俗的文学展演提供理论支撑。第六章主要探讨江南女性民俗文学展演的当代价值。结合田野调查、个案访谈、问卷分析等方法透视女性民俗与当代江南女性的重要关联；同时,从文学史的角度考察女性民俗对现当代文学发展特别是当代女性文学批评的重要意义及深远影响。值得注意的是,本文在文艺民俗学学科理论的统领下展开研究,同时也涉足了文学、文艺学、民俗学、人类学、女性学、心理学、文化学、生态学等广泛的学科领域。除了人文学科常用的研究方法之外,本文还特别运用了田野调查、问卷调查及个案访谈等方法,三年来先后赴江南地区10余个县市区对江南作家笔下的女性民俗物象、活动以及江南作家从事民俗创作的地域文化背景进行田野考察、调研,并对80余位江南老中青女性进行了问卷调查及一定的民俗访谈,为论文充实了鲜活的女性民俗资料。现代文学江南作家以“女性民俗”为切入口的创作同时给当代女性文坛那些颇有争议的“个人化写作”、“身体写作”提供创作经验的启示与借鉴。综观当代女性文坛,受消费主义及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当代女性文学的局部出现了“欲望化”、“快餐式”、“随意性”的写作倾向,其塑造的扁平式、概念式、单一化的女性人物形象与现代文学的经典女性形象相趋甚远。而现代文学江南作家以“女性民俗”为切入口进行女性形象的塑造,实则是将“民俗、人俗、人学”进行创造性地理解与整合,在此基础上所刻画的女性形象是真实、原始而富有活力的。不仅如此,以“女性民俗”为切入口对女性进行人性的开掘也将更有深度和力度,因为作为文化底层的“民俗”是人一生赖以生存和活动的基本场域,人在这个生活的民俗场中会表现得更自然、更原始、更具人性。女性的压抑首先是人性的压抑,因此在民俗中挖掘女性自然的人性,在民俗中表现女性深刻的人性,这不仅符合新时期“文学是人学”的人本价值取向,也是对当代女性文学日趋颓废的“身体写作”倾向的人文主义反拨与矫正。以“女性民俗”为基点所创建的“女性民俗文学批评”理论则给当代女性文学批评提供了新的理论增长点,它反过来也能促进当代女性文学创作的全面繁荣与良性发展。“女性民俗文学批评”以“民俗”为特色、以“人学”为导向,将民俗学与人类学的精神着陆于中国本土,它作为当代女性文学批评的新的“利器”,对于匡正当代女性文学中的“物化写作”有着重要的意义与现实的价值。“女性民俗”和“女性民俗文学批评”作为新的理论关键词,它既是对“文学是人学”命题的当代性拓展,同时又是中国女性文学批评理论的本土化创新,它们对中国21世纪及以后的女性文学创作与批评将带来一定的启示与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