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从刑事证据开示的概念出发,通过对国内外证据开示制度的比较研究和对我国证据开示现状与问题的揭示,提出规范化的证据开示制度在我国实行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并结合我国特殊诉讼模式、现有的诉讼程序规则及证据开示发展的理论基础,完善证据开示制度,使其更适合我国国情。第一部分主要阐述证据开示的基本理论。本文所探讨的证据开示,既包括在庭前由法官主持,由控诉方与辩护律师参与的证据交换程序,也包括在庭审过程中控辩双方继续开示的责任。第二部分主要论述国外证据开示制度的比较及带来的启示。通过对英国、美国、日本三个国家在证据开示的内容、开启程序、惩戒措施等方面进行对比,分析我国与国外证据开示制度不同背景。国外是为了使双方基于更加真实的案情基础上进行对抗才实行证据开示制度；而我国则是在一种超职权主义的诉讼模式之下,为了达到以庭审证据作为定案根据的庭审实质化目标的需要。第三部分主要阐释我国的证据开示现状及它所存在的问题。在1996年《刑事诉讼法》规定“律师有权到检察院进行阅卷”的基础上,2012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又规定辩护人收集的某些证据应当向公安、检察机关开示的义务。但这并没有形成正规意义上的证据开示制度,它仍然缺乏规范性程序与后续惩处措施和其他方面问题。卷宗材料庭前全案移送规则造成律师的知情权与法官先入为主的冲突；辩护方开示证据的有限性、原则性告知义务与其可操作性产生矛盾；我国的庭前程序具有虚置性,“庭前会议制度”的设置也存在缺陷；证据开示制度在试点工作中也产生种种问题。第四部分主要论述如何在我国完善刑事证据开示制度,使之符合国情。完善证据开示制度有其必要性与可行性。证据开示制度有利于促进控辩平等原则的实施,促进司法公正,提高诉讼效率,节约司法成本,发现案件真相；进行证据开示,可以事先确定证据效力,整理争议焦点,确定出庭证人名单,确立违反证据开示程序应承担的责任,为正式庭审做好准备,最终达到庭审实质化的目标；证据开示制度是辩护原则的具体落实,使辩护权得到保障；证据开示制度的设立拥有理论基础,立法基础及实践基础。改变传统的以案卷笔录为中心的审判模式,建立融职权主义和当事人主义于一体的中国模式,以实现用庭审证据作为定案根据的实质化目标是证据开示的根本宗旨。证据开示中,控辩双方进行不对等开示,检察机关负有全面开示的义务,而辩护方则只负有一定限度地开示证据的义务。控、辩、审三方自行决定是否启动证据开示程序,控辩双方都能提出开启证据开示程序的申请,控辩双方未提而法官认为有必要也能开启该程序。第五部分主要论述实施证据开示制度的配套措施。对证据开示法官具有指挥权与裁判权,法官对违反开示程序的后果,新提出的证据,例外规则,非法证据排除等问题具有司法审查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