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丰富的自然资源储备总量保证了经济发展过程中要素投入的充足性,但对于资源的过度依赖又制约了发展方式向集约型转变的步伐,而且随经济高速发展而来的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重,环境污染事故频发,这种以资源和环境换发展的方式必然违背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考虑到环境容量的公共物品属性和环境污染极强的负外部性,市场机制已然失灵,政府行为在资源节约、环境保护过程中必不可少。为实现经济与生态兼顾的发展目标,构建同时反映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绩效指标并分析环境规制对其内部影响机理以为政策的制定提供有力支撑显得尤为重要。与人类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水资源利用情况已经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因此本文以水资源作为代表,着重分析了工业领域水资源的利用及污染情况,发现该指标在地区间存在较大差异,在时间维度上呈逐年下降的趋势,但整体水平仍然偏高。接下来比较分析多种基于数据包络分析的效率测算方法并最终选定基于松弛的方向距离函数来对中国大陆30个(除西藏)省份的工业用水绿色技术效率进行综合测算,该方法将方向向量的范数约束为相应方向上的观测值范数,这种方向向量能够反映经济体的规模,减少了方向向量选择上的主观性。本文选用工业用水、工业固定资产投资和工业从业人员作为投入变量,工业增加值作为期望产出,工业源化学需氧量和工业源氨氮作为非期望产出,测算结果表明中国工业用水绿色技术效率总体偏低,但纵向来看大多数省份的绿色技术效率均有所改善;各省效率有很大差异,且东部地区省份的水资源绿色技术效率普遍高于地处西部地区的省份,其原因是相比西部,东部地区较为发达,经济发展水平、技术水平等要优于西部,配套水利设施完善,污染治理投入大,有利于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实现较高的绿色技术效率。通过计算中国工业用水绿色技术效率的全局自相关指数和局部自相关指数发现,该指标呈现正相关和集聚的空间特征。随后,运用空间计量分析方法中的空间自回归模型,以工业用水绿色技术效率作为因变量,以环境规制强度作为主要解释变量,以经济发展水平、水资源丰裕程度、教育投入、企业规模、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研发投入和污水处理能力作为控制变量。另外为验证波特假说在中国工业用水方面的存在性,本文还将环境规制强度的二次项引入模型,在环境规制强度的衡量指标选取上,从环境规制的法律体系、方法体系、监督体系和支撑体系四个角度采用熵值赋权法对环境规制强度进行刻画。回归分析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强弱对工业用水绿色技术效率的影响呈"U"型,即绿色技术效率随规制强度的增强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变化趋势,并且当规制强度为0.7左右时到达"U"性曲线的拐点,而目前中国除北京、河北、山西、辽宁、黑龙江、广西、重庆和宁夏之外的大部分省份的环境规制强度未能突破该临界值。控制变量中,经济发展水平、教育投入、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研发投入和污水处理能力都会对工业用水绿色技术效率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而水资源丰裕程度和企业规模的影响显著性水平不高。最后,在分区域进行空间计量回归之后发现中国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的环境规制强度对工业用水绿色技术效率的影响表现为先上升或下降的"U"型趋势,西部地区并为表现出该特征。最后,本文根据上述研究发现,从可持续发展的立场出发,提出政府应继续加大环境规制强度,争取早日突破环境规制强度与绿色技术效率曲线的拐点。各级政府应树立绿色GDP锦标赛机制,充分利用各省份之间正向的空间交互作用,发挥先进省份的带动性,整合资源,共享信息,注重技术革新,设计合理激励机制,促进民间资本更多的进入技术创新中去,以实现经济与生态兼顾的发展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