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起于松漠间，907年，建立了统一的政权，916年建元神册，926年灭渤海，占据了东北地区。938年后唐大将石敬瑭以燕云十六州献于辽太宗耶律德光，包括今河北北部、北京、天津以及山西大部都归属契丹。辽腹地广大的草原地区是牛羊的乐园，因而传统的畜牧经济是其立国之本，而渤海的降附及燕云地区的归属则为其农业的发展注入了新鲜的血液。这种经济发展的差异性和不平衡性，使得辽朝的商业具有强劲的发展动力。对于辽代商业的研究，以前的研究者仅就商业的某一方面进行研究，比如辽代境内的商业、辽代的市场、辽宋间的贸易等，没有对此问题进行系统研究者，本文试图充分运用文献资料、石刻资料相印证的“二重证据法”，并结合民族学、人类学、考古学等研究方法对辽代的商业进行全面论述。本文除绪论部分，共包括五章的内容：一、辽代商业的基础。辽代商业的基础包括农业、畜牧业、手工业以及交通等方面。农业、畜牧业、手工业的发展为辽代商业提供了物质基础，其剩余产品投放市场便成为商品，因而三者的发展必然促进商业的发展。而辽代交通在当时的条件下可谓发达，既有辽宋驿路、辽夏直道、辽与五国部的“鹰路”，更有草原丝绸之路和水路，为辽代商业提供了交通保障；二、辽代的货币。辽代的货币有其自身的特点，即本国铸币少，而唐币、宋币多，它们一起构成了辽代的货币体系。其中在这些唐币和宋币中，有一部分是辽朝政府或私人仿铸的，但这并没有影响到辽代的货币运行，只是在辽末出现了短暂的通货膨胀现象。同时辽代的窖藏钱币很多，私人毁钱铸铜器也时有发生，都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辽代商业的发展；三、辽代的境内外商业。辽代的境内商业覆盖了五京及其州县，同时在斡鲁朵、部族、头下军州、驿路旁都有商贸活动，可谓商业网点遍布。使得各族与各地区之间互通有无，方便了民众的生活。辽代的商人作为一个群体，既有王公贵族，也有普通官员，也有云为户和寺院上层僧众。在辽代重农抑商政策的指导下，辽代商人，尤其是官员被限制经商。但商人仍然在为争取政治权力不懈努力。辽代的境外贸易最初是辽和五代十国的贸易，这一时期的商贸往来，还处于一个起步阶段，更多的是政府间的交聘贸易。而北宋建立后，尤其是澶渊之盟缔结之后，辽宋的商贸往来除了交聘贸易外，榷场贸易蓬勃发展，不仅给辽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也便于其对宋军事上的防御。辽宋间的民间贸易也发展到一个高度，走私贸易盛行，包括马匹、粮食、盐、书籍、人口等等，为辽代民众的生活增添了新的内容。辽代连接本土和北部诸族、西北诸族以及西域的草原丝绸之路，在辽代得以重新打通。辽为了控制这条贸易之路，对其进行了有力的控制和经营，使得这条丝路上的商业非常繁盛，对当时的世界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四、辽代的商业政策及商业机构不断健全。其征商之法开始于太祖时，辽圣宗时期对于辽代商业政策的调整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不仅征商范围逐步扩大，而且加强了关税的治理，还在稳定市场方面做出了贡献，因而辽圣宗时期是辽朝商业走向成熟和完善的时期。辽代的商业机构包括商税院、诸征榷机构及货币机构。包括食盐、酒、瓷器等重要的手工业部门都进行征榷，设置相应的机构，本文大量结合石刻资料，对其进行了全面的梳理。五、辽代商业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涉及到政治、军事、经济、日常生活及文化诸多方面，对辽代社会产生了全方位的影响。辽代商业在整个社会具有重要的作用，它促进了民族的融合。并且通过密切的经济贸易往来，契丹王朝前所未有的置身于世界性背景之中。不仅对当时的世界，乃至辽以后的金元的历史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