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围绕我国罪刑法定原则的确立过程及其内涵这个主题，以探索罪刑法定原则在我国的确立过程中的基本规律为目的。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为方法论基础进行研究，把罪刑法定原则作为政治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其赖以产生的社会经济基础和社会形态上去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中国与西方的古代并不存在罪刑法定原则，只是存在着从维护王权的角度制约审判行为的一些经验，罪刑法定原则是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大发展，即市民社会的逐步形成、自由平等民主法治观念的启蒙而在近代产生的理性主义刑法观念和原则。中国近代社会的特殊社会矛盾决定了罪刑法定主义引入中国后，不可能完全依照西方去确立它的基本含义和价值追求，但是，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经济基础的强化，必须从保障人权限制国家刑罚权的刑法法治的角度对罪刑法定原则进行进一步的确立和完善。本文的研究中，通过采用历史考察的方法，对于罪刑法定原则在西方产生、发展、变化以及在中国的引入、传播、逐步确立的历史背景和进程进行了分析，旨在探索罪刑法定原则在中国确立的历史进程的规律；同时还采用比较的方法尤其是法制文明类型比较，指出中国与西方社会发展内涵上的差异制约着罪刑法定原则的不同内容。论文采用文献分析和法律逻辑分析的方法，对于罪刑法定原则与刑法典以及相关的宪法和法律的规定进行了逻辑分析和语义分析，以求对罪刑法定原则在中国的确立过程及其内涵有清晰准确和科学的认识。论文正文部分由三章构成：第一章从历史发展角度分析了罪刑法定原则在西方的产生发展过程，以及中国罪刑法定原则的逐步确立过程，比较中西方现代化进程的异同，为准确理解这一原则的中国内涵提供语境。第二章全面归纳概括了我国罪刑法定原则内涵的形式层面、价值层面、实质层面、程序层面，展示了该原则内涵的丰富性和多面性。第三章就罪刑法定原则的进一步确立从立法完善上和刑法理论完善上做了分析。本文的主要观点及新意在于：认为我国一百多年来罪刑法定原则处于缓慢确立过程之中，根本原因在于市场经济社会基础及理性法治观念正在逐步建立之中，对罪刑法定原则的内涵应该从形式与实质、本体与价值、实体与程序的对立统一关系中把握，现阶段主要应该坚持形式理性为主导的解释方向。为了实现罪刑法定原则的合宪化和科学化，应当对罪刑法定原则进一步法律化和法治化。如何准确客观理解我国刑法中罪刑法定原则的内涵，是刑法理论和实践中一个重大问题。目前，在我国刑法学界，对于罪刑法定原则的内涵的研究，大致上沿着两条学术路径，一是从刑法典的逻辑结构和法律条文的语义上分析罪刑法定原则的内涵与外延，突出研究刑罚权的合法性问题；另一种是从刑法的哲学和法理学角度对罪刑法定主义原则价值和意义进行分析，突出，刑罚权的合理性问题。刑法学界从不同角度和侧面对我国刑法的罪刑法定原则应有的丰富内涵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解读，概括起来，这些解释主要是从罪刑法定之“形式”、“价值”、“实质”、“程序”等四个层面探讨其内涵，而这些层面内容的有机统一，可以视为罪刑法定原则内涵的构成体系。第一，罪刑法定原则的形式层面问题，解决的是什么样的法律形式是规定犯罪与刑罚的法的范围，当代我国罪刑法定主义原则的内涵在法律形式层面，主要表现为法律文本主义、法律严格主义和法律专属主义；第二，罪刑法定原则的价值层面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即保障人权是普遍的最高价值和有利于被告人是基本的法律精神；第三，罪刑法定原则的实质层面涵盖刑法的明确性和适正性、人本主义的刑事立法政策两项内容；第四，从罪刑法定原则的程序层面来看，当代我国罪刑法定原则的内涵的主要内容是规范统一的刑事司法解释权、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司法权、强化辩护在刑事司法中的作用三方面内容。在充分肯定我国刑法对罪刑法定原则的确立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的同时，我们也必须实事求是地承认，现行刑法所规定的罪刑法定原则在制度构成上还存在着法典内部以及法律体系内部的矛盾和冲突，我国罪行法定原则在刑法理论上也存在一定的争议。这些法律体系中的冲突和刑法理论上的争议影响着学界对罪刑法定原则的理解和阐述，也影响着司法部门对这一原则的贯彻和坚守，因此，罪刑法定原则有必要进一步的再确立。本文提出，首先，应当从进一步明确罪刑法定原则的公理性，化解罪刑法定原则双面表述的价值冲突，推动罪刑法定原则的合法性与合宪性相统一三个方面完善我国刑事法律法规体系，确立罪行法定原则在刑事司法中的核心地位；其次，在刑法理论研究中应当进一步促进罪刑法定原则与犯罪构成理论、罪刑法定原则与刑法解释理论的协调与完善，使罪行法定原则在我们的思想观念、宪法和法律以及刑事法治中明确的合理的确定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