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当代重要的哲学家，利科的思想有着广泛的来源，在其中，精神分析占有重要的地位。在完成了《恶的象征》之后，利科开始了其解释学转向，在这个过程中，他大量地吸收了精神分析理论，并且对其进行哲学审视。在《弗洛伊德与哲学》一书中，利科对精神分析的概念和文本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再构造，并使之切入反思哲学中，成为对我思进行再定位的一种解释学。而“我思”自从笛卡尔以来就居于近代哲学的核心地位，它的自明性也奠定了确定性的基础。但是在传统我思哲学的这个框架中，表达以及文化的丰富性却逐渐枯萎，以至于我思成为了一个空洞抽象的我思。沿着《弗洛伊德与哲学》中完成的一种方法，相较于海德格尔直接建立“我在”哲学的做法，在《解释的冲突》中利科走了一个迂回的路径，即通过精神分析，符号学以及解释学，让反思哲学向“我在”迈进。　　利科对精神分析的解读和重构遵循着哲学批判的步骤，对精神分析进行了两次解读。首先，他对精神分析的文本进行了详尽地解读，他称这种解析为“分析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利科对无意识，场所论，经济学等等精神分析的关键概念进行考察和哲学批判，并在这些批判中找出其关键原则，这些原则瓦解着我思的核心地位。然后，利科对精神分析的解读进入了“辩证法阶段”。在这个阶段，在“分析的阶段”中被解读的概念逐渐走向自身的反面，并且最终包含了反对自身的部分。在这个部分，精神分析作为一种主体的考古学瓦解着“我思”的核心地位，而这种否定性的学说仅仅瓦解着我思，却没有对我思进行再定位，无法完成精神分析与反思哲学的关联。由此，精神分析需要走向自身矛盾之处，从一种考古学发展为一种目的论。　　在精神分析从考古学发展为目的论的过程之中，利科认为，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中，展现自我意识诞生的欲望辩证法部分可以成为桥梁。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作为一个目的论的范本从相反的方向上表达了和弗洛伊德相似的内容。精神分析通过自居和升华的概念走向了自身的矛盾，并瓦解了原有的经济学的统治。在自居作用上，利科将欲望辩证法放入其核心，取代原有经济学，并试图从精神分析的路径上回答如何成为自我这样的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