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十力晚年归宗大儒，其代表作《原儒》、《读经示要》、《体用论》、《明心篇》、《乾坤衍》、《论六经》等著作，其主旨是阐述中国传统的经学思想。熊十力以“六经注我”的态度诠释经学，进行了一次哲学创造，其视角在于以“现代哲学”的眼光重新审视传统经学史的材料即所谓的“经学的哲学诠释”，因此，此种诠释更加注重的是对经学义理的阐释，其实质就是通过对传统经学经典的解构以重构传统经学思想，以便在构造自己的哲学体系时利用传统思想资源，言外之意，就是把“经学泛哲学化”。熊十力明确提出“经学就是哲学”的命题和论断，证明了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地位，这比同时代的马一浮、梁漱溟二位先生有更为远见的卓识。熊十力早年以“新唯识论”成名，但他自称其“唯识学”乃归宗《大易》，根柢《六经》，开始了他援佛入儒的历程。并对“六经”以及“六经”之间的关系与主旨“内圣外王”进行了简单的梳理和说明。熊十力为了建构自己的哲学体系，重铸传统经学，汲取了大量佛学尤其是大乘空宗、有宗的思想，得出了“体用不二，性相一如”的理论；同时又吸收了西学中有益的文明“因子”即科学与民主，以扩大和补充“中学”之不足；并对中国传统的学术思想尤其是孔子所开创的儒家和王阳明及王夫之的思想进行了批判性地继承和改造。熊先生面对西学东渐的强大冲击、迫压，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打倒“孔家店”以及“科玄之争”，哲学“无用论”思想的影响下，开始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沉痛反思。熊先生经过反思，挺身而出努力挽救“中体”于不坠，树立民族文化的自觉、自信。他认为中国传统“经学”迥超西学（西洋哲学），或者退而求其次，与西学有相得益彰之雅，可以相互欣赏，开始了用中学吸纳、融通西方哲学的思路历程，其实质是采取了“西学为用”的路径，来解决“中体”即经学的危机。这种解决路径，其实质仍然没有脱离“中体西用”的窠臼。现在的问题是，面对时代的问题，如何开发“中体中用”，已日益摆到日程上来，使“中学”发扬光大，为世界文明作出贡献。熊十力认为“哲学就是究体之学”，“六经”与西方哲学一样，涵有丰富的本体论、宇宙论思想，尤其是作为“六经”之首的《大易》，开始了其“经学哲学化”的历程。“经学哲学化”之一，就是阐发其“体用不二”之旨，开始了构建其“体用不二”的哲学体系上。“体用不二”具有“不一不异”、“相反相成”、“体主宰用”等逻辑结构特征。这种逻辑结构必然导致“既存有又活动”、“既内在又超越”、“既一又多”的功能。通过分析熊先生“体用不二”的逻辑结构，却发现存在着立“体”与立“用”两不足，“体”开“用”之动力不足问题，“体”与“用”区分的不稳定等，并对其进行了批判。“经学哲学化”之二，就是阐发“内圣外王”之道。“成己成物”就是“内圣外王”学之纲领。“内圣学”就是“成己之学”，“外王学”就是“成物之学”。人生不能无根据、根源，因此，内圣学需要假借本体论、宇宙论作为资粮。“天人不二”的“乾元性海”本体论，旨在说明人与天地万物本为一体不二，只有一个层级、一个平实的世界，没有一个超越于万物之上的“全然的他者”。所以人要积极入世，刚健有为，自强不息，反对出世；“翕辟成变”的“心物不二”之宇宙论，旨在要求人常常“提撕此心”，使“心”转“物”，不要使“物”陷溺“本心”即“心为形役”，不物化，不沉沦，不堕落；“人不天不因，天不人不成”的人生论，人要秉“天道”而生，即“人不天不因”，但人不仅仅是一个“被创造物”，作为一个“万物之灵长”，更是一个“创造者”，人要“参赞天地之化育”，辅相万物，来实现作为人的生命的途径，只有通过“创”，才能实现即人即天，正所谓“天不人不成”；“智识合一”的认识论，详细阐述了认识论、本体论与伦理学的“三统一”，旨在要求人们培养“性智”即“智的直觉”，确立生命发展的方向，实现“天人合一”的圣人境界即天地境界。熊十力阐述了其“外王学”思想，他认为“内圣”就是“外王”，“外王”就是“内圣”，“内圣”与“外王”不二，但“内圣”是“体”，“外王”是“用”，“体”没有“用”即是顽空，“内圣”没有“外王”就流于空疏。熊十力认为中国传统经学中有丰富的科学精神，“格物学”就是西方所谓的科学，通过梳理朱熹、王阳明的“格物致知”学说各自的优缺点，同时针对现代西方科技理性或工具理性给社会所带来的弊病，表达了自己对于现代科学的新见解；熊十力认为经学中含有大量的自由、民主、平等思想，他借鉴“大易”中的“群龙无首”，主张通过革命，荡平阶级，来表达自己的政治见解；他以进步的观点，认为孔子五十岁以前属意“小康”，五十以后思想大变，属意天下“大同”，主张通过均、联、公等手段，实现“儒学社会主义”的理想。熊十力在经学与经学史之间，寻绎对“六经”进行新诠释的“方法论”，采用了“六经注我”法、“譬喻”法、“表诠”与“遮诠”法、“本体论诠释法”等解经方法，对《诗》、《书》、《礼》、《乐》、《易》、《春秋》即所谓的传统“六经”进行了新的解读与诠释。一方面对“六经”的“史”进行了简单梳理，另一方面是在梳理“六经”史的基础上，主要发挥其中的“微言大义”。在这一思想指导下，通过对“六经”的“辨伪”，自以为孔子的思想以五十岁为分水岭，在五十岁未学《易》以前，属“小康”派，在五十岁学《易》后属于“大同”派。熊十力认为《周易》、《春秋》、《周官》、《礼运》诸经中保留了孔子许多“微言大义”，但多为后儒所改篡。此种解读“六经”的方法，一方面难免陷入独断论与绝对主义的泥潭；另一方面，但也能够自由自在地表达自己的哲学立场与见解，构建自己的哲学体系，且言之成理，顺理而成章。最后，需要说明的是熊十力经学思想在中国文化史中的历史定位问题。熊十力作为一位旧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老禁卫军，“身在五四后，心却在辛亥时”，完成了对辛亥革命的补课；重新树立起了民族文化的自觉、自信，重建了传统儒学的形上学；作为“儒学第四期”的开创性人物，培养了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三弟子，为中国经学思想的传播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也为中国传统文化走向现代化，为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文明对话搭建了一个坚实的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