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经济增速放缓的背景下,政府为了维持资本市场的稳定而大力推行去杠杆化政策,然而在这一政策的背后,存在的是众多企业的债务风险问题。企业自身偿债能力的不足和频繁的债务违约使金融机构在放债过程中更加小心谨慎,风险溢价也不断提高,导致企业在资本市场上获得外源融资变得尤为困难,或多或少存在融资约束问题。在面对融资约束这一困境时,企业迫于资金的压力会更加倾向于采取内源融资。税收作为企业一项重要的现金支出,如果可以通过避税来减少支出,那么可以将其视为一种内部融资的方式。在避税利益和资金压力的双重影响下,融资约束是否会促使企业通过避税来节约内部现金流?股权结构作为影响公司内部治理体系的重要因素,对融资约束避税效应是否会产生影响?这些问题值得我们去思考。为了研究和解释上述问题,本文首先基于融资约束和企业避税的相关理论分析了融资约束对企业避税程度的影响。避税作为节约资金的手段之一,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企业融资约束问题,并且融资约束越严重的企业避税所获得的边际现金价值越高,因此避税动机可能越重。此外,在股权结构方面,因为股权制衡可以降低第二类代理成本以及分散风险,从而可以抑制企业的避税活动,而股权集中度则恰恰相反。基于上述分析,本文由此得出四个假说:1.企业所面临的融资约束越严重,避税程度越高;2.股权制衡能够缓解融资约束所带来的避税效应;3.股权集中度对融资约束企业避税效应有正向的调节作用;4.产权性质的差异会导致融资约束避税效应的不同,且这种效应在非国有企业更加显著。其次本文选取了2009年-2020年A股非金融类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并构建了多元回归方程来研究两者之间的关系,最后采取替换变量法和滞后一期的核心解释变量来进行稳健性检验,减轻其内生性问题。实证结果显示:第一、融资约束对企业避税程度有正向影响,即融资约束程度越高,企业避税程度越严重;第二、引入股权制衡和股权集中度这两个调节变量后,发现股权制衡和股权集中度均会对融资约束企业避税程度产生影响,良好的股权制衡度有利于抑制避税,而股权过于集中则会加剧企业的避税效应;第三,相较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在面临融资约束时避税动机更加显著。而最后的稳健性结果也与基础回归结果相一致,进一步证实了上述的结论。最后,本文根据上述的研究结论从税务机关、金融机构、企业三个视角提出了对策建议。对于税务机关来说,需要完善延缓缴纳税收制度,给予融资约束企业一定的优惠,此外,增强纳税信用评级工作,深化“银税互动”的发展也刻不容缓。至于金融机构角度,国家需要进一步鼓励中小金融机构的发展,构建专业化金融体系。最后从企业自身角度出发,企业应该提高信息透明度,提升企业会计信息质量,并重视企业内部治理结构的建设,不断优化股权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