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经济时代,全球化竞争日益激烈,基于灵活性和适应性需要,企业采用“灵活雇佣”形式代替传统的“终身雇佣制”。在外部环境动荡、内部环境持续变革的情境下,知识型人才工作不安全感攀升,开始从对终身雇佣的关注转向对终身可雇佣性的关注。可雇佣性作为一种个人资源,影响员工工作不安全感和幸福感水平,而幸福感是衡量员工生活质量的重要指标,进一步会影响员工工作绩效和组织承诺。目前我国学界对自我感知可雇佣性的研究尚在起步阶段,对自我感知可雇佣性、工作不安全感和幸福感之间的关系机理仍有分歧,本研究以知识型人才为研究对象,将工作不安全感作为中介变量,采用探索性因子分析、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构方程模型等统计方法对569份问卷调查样本数据进行分析,对自我感知可雇佣性与主观幸福感及工作不安全感在两者关系中存在的中介效应进行了探讨,得出以下结论:第一,通过独立样本T检验和单因素方差分析法分析结果表明,不同年龄、性别、婚姻状况、教育程度、工龄、职位的知识型人才在自我感知可雇佣性上存在显著性差异;不同职位的知识型人才在工作不安全感上存在显著性差异。第二,知识型人才自我感知可雇佣性与工作不安全感、主观幸福感三维度的关系。知识型人才自我感知可雇佣性对积极情感、生活满意度存在正向影响,对消极情感存在负向影响,知识型人才自我感知可雇佣对工作不安全感有负向预测作用。第三,工作不安全感在知识型人才自我感知可雇佣性与主观幸福感关系之间的中介作用。工作不安全感对主观幸福感(积极情感、生活满意度)有负向影响,对主观幸福感(消极情感)有正向影响。除了自我感知可雇佣性对主观幸福感(积极情感、消极情感、生活满意度)的直接影响外,自我感知可雇佣性还通过负向影响工作不安全感,并通过工作不安全感的中介作用间接影响主观幸福感(积极情感、消极情感、生活满意度),但自我感知可雇佣性与主观幸福感三维度的直接效应远大于工作不安全感的中介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