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文的主旨，是研究《诸儒鸣道集》这部宋人自己编选的道学丛书。《诸儒鸣道集》作为上海图书馆的珍藏资料，首先在于它为今人保存了不少比现存宋代文献年代更早更可靠的语录版本。但是它的价值远不止于此，它为研究宋代道学发展初期的原始面貌打开了一扇窗户。本论文以分析《诸儒鸣道集》的文本为主，展开三方面论述，并获得相关论点如下。 第一，《诸儒鸣道集》收录的一批道学家，从师承交游的复杂的人际关系网络方面，一则透露出道学在发展时期多元化的特性，二则显示出宋代道学团体以学术活动为表现方式，对当时社会政治的积极参与。立足于这个特点，本论文的研究取得两方面进展，一则根据北宋时代的禁书资料，结合南宋时代的“庆元党禁”，发掘出《诸儒鸣道集》可能的流传不畅的缘故。二则通过《诸儒鸣道集》提供的道学家名单，清理对这批道学家“道学”与“非道学”的身份评判，从而修正较为狭隘的道学定义，为这批道学家在当时的道学地位正名。 第二，围绕金代学者李纯甫对《诸儒鸣道集》的回应，经由分析李纯甫对这批道学家辟佛的批评，了解北宋道学时期，佛教对道学的影响。并从李纯甫的“中国心学”、“西方名教”着手，推衍《诸儒鸣道集》这部语录集在南宋“心学”发生时期，可能的学派倾向与学说传承。这或许能提供丰富补充学界关于道学的心性性理发展演变的见解。 第三，《诸儒鸣道集》的“道学学谱”，不同于以往程朱学派的道统谱系，最重要在于提供了司马光学派在南宋道学时期的道学开山地位的证明。在两宋学术演变史中，关于“宋六子”到“宋五子”的一段历史脉络。至今没有很好的说明，《诸儒鸣道集》提供的第一手的本证资料，反映出一个情况，那就是朱熹对早期道学谱系所做的修正。那以后，在学术竞争的过程中，被朱熹抽离掉的道学家，在后世道学发展及学者的研究中，这些道学家就渐渐被忽略和遗忘。《诸儒鸣道集》保留这些道学家的重要文献，某种程度上还原了道学早期的原貌，进而突显了重新评价司马光学派道学定位的价值。本论文引入历史资料，尝试对这个问题做出历史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