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脱欧公投之后,英国工党内部在脱欧议题上发生激烈斗争。由于工党领袖科尔宾在脱欧问题上含糊其辞,始终不在“脱欧还是留欧”的问题上明确表态,2/3的工党议员对此表示不满,30多名内阁成员先后辞职、退党,甚至试图发动推翻科尔宾的政变。科尔宾的这一模糊立场也遭到保守党领袖鲍里斯·约翰逊的猛烈抨击,使得工党在2019年大选中跌到谷底,创下二战结束以来最差大选战绩。工党的内部斗争大多是由路线斗争引发的权力斗争。在千夫所指的情况下,以疑欧著称的左派领袖科尔宾为何在路线斗争中坚持模糊战略?其一,工党的分权体制决定了工党领袖在重大问题上没有最终决定权,而不得不在相关决策上作出妥协。一方面,工党是一个分权的联邦式政党,由议会党团、选区工党和工会三部分组成,三部分都可通过“全国政策论坛”对工党的决策施加影响。另一方面,工党领袖选举制度在2013年改革之后,变为党员、注册支持者、附属工会支持者各占1/3的“一人一票”制,实际上是剥夺了工党议员对于工党领袖人选的决定权,形成了“领袖一议员”二元领导体制,在决策上缺少绝对的领导核心。因此,当党内出现分歧时,领袖科尔宾为了维护自己的领导地位,只能在路线斗争中采取妥协策略。其二,工党历次党内斗争遗留下的派系分化,决定了奉行疑欧主义的领袖科尔宾领导着一帮亲欧的“布莱尔派”议员。从二战结束到90年代,英国工党在欧洲议题上的争论都是沿着是否支持“国有化”展开的,因为欧共体被看作是一个建立在剥削劳工基础上的“资本主义联盟”,这就造成了左派反欧,右派亲欧的状况.80年代初,工党左派领袖托尼·本培养了接班人科尔宾,而右派领袖金诺克培养了接班人布莱尔。布莱尔在连续执政10年间又在党内培养了大批亲欧的“布莱尔派”议员。然而,2008年欧债危机之后,英国民粹主义思潮涌现,并导致了科尔宾的上台。“布莱尔派”议员成为了科尔宾当选工党领袖后的最大阻力。其三,80年代末以来欧共体在社会保障政策上的发展,造成工党的选区、工会在脱欧议题上的利益分化,使得领袖科尔宾在“脱欧还是留欧”问题上难以取舍。虽然加入欧盟不利于工党的“国有化”和“扩大公共支出”的政治主张,但90年代以来欧盟在劳工权益、环境保护、LGBT权益等一系列新政治议题上的大幅度改革,有利于工党在新政治议题、追求社会平等方面的发展。欧盟议题的双重属性导致了不同选区、不同行业工会在脱欧立场上的分化。本文还发现,在工党的优势选区中,对欧盟市场出口依赖度越大的选区,脱欧情绪越强烈。英格兰中、北部老工业基地经济结构相对单一,高度依赖对欧出口,更易受欧债危机拖累,因此呼吁通过脱欧收回经济主权,实现“国有化”。相反,大伦敦、苏格兰地区经济环境最好,经济结构完善,对欧盟市场依赖度低,受欧债危机的负面影响也较小,再加上种族和文化认同因素,反而倾向于留在欧盟;同样地,工党下属的传统工业工会倾向于脱欧和扩大“国有化”,而文化、教育、科技、环保、人权等行业工会倾向留欧,以维护本行业的利益。不同选区、不同行业工会在脱欧立场上的分化必然会传导到工党高层,造成激烈的党内斗争。结合历史与现实,并利用“权力斗争”和“路线斗争”二元组合框架进行分析,本文总结了科尔宾在党内斗争中的策略:第一,坚持保住权力地位,在对欧政策上采取模糊而灵活的策略;第二,平衡党内各派势力,吸收反对派成员进入内阁,尽量维护党内团结;第三,回应反对派诉求,提出可替代方案;第四,抓住时机扩大党内共识,一致对外。然而,面对党内各方的巨大分歧,原本疑欧的科尔宾不得不在路线斗争中妥协,采取了模糊政策和拖延战术,导致工党在2019年大选中被厌倦“拖欧”、民心思定的选民无情地抛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