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地农民是由政府征地导致的全部或部分失去其经营承包农地，从而失去与土地相关的一系列权利的特殊社会群体。从法律角度说，失地农民是一类特殊法律主体。失地农民权益受损的范围包括：经济权利(财产权利、基本生活保障权利、就业保障权利)、政治权利和其他社会相关权利如教育文化权利和个人发展权利等。我国传统解决失地农民问题的方法与计划经济体制密切相关。国家征用农民土地后，给予适当补偿，并将失地农民农转非、安置工作，失地农民的长远生活基本可以得到保证，权益受损问题不突出。伴随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和政治、经济体制一系列改革，社会经济纳入快速发展轨道，国家不断加大基础建设项目的投入，征地规模逐渐加大，失地农民群体快速膨胀，失地农民的补偿、就业、保障等问题凸现出来。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后，经济发展的失衡、城乡差距的加大、社会成员收入分配矛盾的加剧，促使各级政府重新审视在经济发展中牺牲最大的失地农民群体的补偿安置问题。失地农民安置模式可概括为两种：一种是一次性安置，即一次性给付补偿金和住房，失地农民自谋生计；一种是综合性安置，除给付一定补偿金，对失地农民住房、就业、社保等进行多方面安置。一次性安置的特点是政府好操作，能直观地兑现农民眼前利益，但失地农民长远生活无法预测，社会风险大；综合性安置兼顾了群众长远利益，社会风险小，有利于社会长期稳定，但政府责任重、压力大。但两种安置方式，都没有使失地农民权益受损的弱势地位得到根本改变，明显存在着征地过程不平等、货币安置不公平、就业竞争艰难、法律支持无力、社会保障缺位等问题。失地农民权益得不到充分保障，有其社会政治经济体制、历史文化、法律政策等方面的深层原因。一是二元社会结构导致农民利益主体地位的萎缩，造成城乡社会和工农经济发展严重失衡，农民差不多沦为“二等公民”，农民的生存权、劳动权、保障权、发展权等宪法权利积贫积弱。二是公共利益与失地农民利益的博弈。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个人利益被漠视，与计划经济遗留下来的公共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的惯性思维有密切关系。三是行政权力运行对失地农民权益的挤占。政府通过管制土地，垄断土地一级市场赚取高额地级差利；同时在错误发展观、政绩观的作用下，对土地监管呈缺位、失职和失控状态，任意扩大征地范围，降低补偿标准，违反操作规程。四是法律缺陷给失地农民维权造成硬伤。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身份立法不明晰，所有权利益得不到保障；没有专门规范征地行为的法律，失地农民缺少法律救济渠道。要彻底解决失地农民这一特殊群体的利益受损问题，就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维护农民土地经营权、维护农民生存和发展权相统一的原则，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一是修改现行法规与市场规制不相适应的规定，明确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地位，赋予农民承包经营权的财产属性和自由处分权；二是加强土地征用立法，完善征地审批程序，保护耕地资源和严格控制征地规模，明确农地征用过程中主、客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充分保证农民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三是建立健全征地补偿机制，在合理制定区片综合价的基础上，确立补偿标准随行就市的原则，法律充分尊重土地供需双方真实意思的表达，保护征地主体按照市场规律达成协议；四是建立完善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尽可能扩大基本生活保障的覆盖面，落实保障资金，规范失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基金的管理和运营；完善就业保障机制，积极拓展就业渠道，为失地农民创造更多就业机会；五是疏通失地农民权益受损后的法律救济渠道，明确失地农民土地征迁侵权案件的诉讼主体地位，建立失地农民法律援助制度，确保失地农民权益受损后能得到补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