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晚清中国外交由传统向近代转型时期，中日关系逐渐成为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呈现出复杂而特殊的特点。驻日公使从何如璋到汪大燮，除受过新式西方教育的汪凤藻、胡惟德等外，大多数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在与外界接触中，思想观念和对外认识尤其是对日本的认识有所深化和转变。他们在民族危机日趋严重，中日关系逐渐紧张的关键时刻登上外交舞台，成为中日外交关系中的重要角色。作为对日外交的前沿人物，他们是外交政策的执行者，而非决策者，但并非被动地执行外交政策，而是充分利用对世界的认识和国际法知识，为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做出应有的贡献。一方面在中日和平交往的过程中，致力于发展中日友好，推动双方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等交流活动；另一方面，在中日外交问题的交涉中，从琉球问题、“崎案”、朝鲜问题到“间岛”问题及东三省五案等，多能考虑全局，建言献策，据理力争，不负使命，提供了丰富的历史借鉴。然而，在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中国积贫积弱的历史背景下，驻日公使们的对日外交工作和实践步履维艰，使他们的才智发挥和作用均受到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