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朝鲜稗说文学为研究对象,宏观、系统地考察其概念、类型及产生和发展动因,全面分析雅俗兼容的主题内容,从而梳理出谐谑美为主的美学特点,客观地评价出稗说在朝鲜文学史上的文学成就及文学史地位。本文在归纳和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综合运用社会历史学、心理学、接受美学等研究方法,探讨了稗说这一文体本身的问题,这对今后进一步研究稗说文学提供了一个比较重要的理论基础。本文把稗说文体从朝鲜古代诗歌、古小说整体中切割出来,并将把稗说与诗歌、近代小说等文体相提并论,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加以考察。从概念的辨析出发,明确了研究对象,对其进行重新审视和评价,并进行综合宏观研究。“稗说”是一种独特的文学样式,在朝鲜古代文学史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虽然学术界在稗说文学作家作品资料考订、艺术特点分析等研究方面积累了较丰厚的成果,但是,总体而言对其研究还是处于基础性研究阶段,而且比较粗浅、零碎、薄弱。稗说在古代早期被称为“小说”,一直属于一个文化学的概念。虽然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为‘小说’确立了独立的文体地位,但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稗说一直是史学的补充和附庸,是与儒家的治国安邦之“大道”相对立的浅薄琐碎的言论。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稗说的地位是处于主流文化以外的边缘地带,一直受到封建正统文人的排斥和歧视。为了论述的需要,本文对稗说文体的内涵和外延做了界定,明确提出了稗说文学的研究范畴,肯定了稗说文学的研究价值,并从历时和共时的视点对稗说文学的发展过程态势做了比较系统的描述。本文既有对稗说文学发展脉络的线性勾勒,又有对稗说文学艺术特质的具体分析。在研究的视角上,本文更重视对文本创作技法的研究,并以此作为区分稗说文学不同表述的方法,进而将稗说分为士大夫文人稗说和平民稗说这两个不同的研究模块进行研究。第一章为绪论。第二章主要考察了传统时代稗说概念和范围的演变情况,并进而探讨了稗说的类型。通过本章的研究我们可以了解到所谓“稗说”的内涵与外延以及其文体的历史演变。传统文人常常把自己的著作称为“小说”,因此稗说与“小说”之间构成了千丝万缕的联系。但传统时期“小说”的内涵并不是一个固定的概念,而是一直在变化发展着的,它涉及事实与虚构、文学与非文学、叙事与抒情、议论等不同领域。所以在给稗说下定义之前,本文大量考察了中朝古代文人对“小说”的不同理解与“小说”的演变流程。经考察前人研究,本文发现这些名称大体归结为20世纪60年代的‘随笔论’,70年代的‘杂记论’,80年代至现在的‘笔记论’、‘稗说论’、‘杂记论’等。国内的朝鲜研究学者基本上接受了朝鲜的研究方法,在名称上统称为稗说。本文在考察中国和朝鲜古代文人们传统的见解以及现代学者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把这些名称统称为‘稗说’。本文本着稗说史的发展规律,同时根据已有研究成果把稗说的类型大体分为三种:诗话类、说话类、滑稽类。其中诗话类包括诗论和诗评,说话类包括野史、见闻、纪行、野谭、民谭、才谭等,滑稽类包括谐谑和笑话。稗说的特征包括形式的自由性、体栽的广范性、篇幅的简捷性、知性追求和趣味性,还有审美特征一谐谑性。谐谑美可谓稗说文学的最主要特征之一。第三章主要考察了稗说文学的缘起和隆盛动因。稗说是在特殊的时代环境、精神和文化背景下形成的文学形式。稗说的流行,受到当时重视杂学风气的影响。稗说文学作为一个艺术整体,它的特征取决于当时的社会思潮、创作形态、作者的文学观、创作意图、记录内容的多样性等诸多方面。李朝时期士大夫文人面对的社会环境与此前相比,在两个方面有显著的变化:一是国家的稳定和稗说类的流通;二是刊行业的普及。李朝因印刷术的发达,图书的流通相对活跃以及文人间聚宴、说话、谈谑等生活风尚的盛行,使得“话”、“语”、“谈”、“议”、“录”等与“说话”有关的词语直接体现在稗说集的命名上。李朝王朝建立之初,从太祖到成宗年间,世宗设置了“集贤殿”、世祖设置了“艺文馆”,成宗设置了“弘门馆”,为国家培养各方面的文人学者。其中世祖和成宗最积极拥护稗说类的编撰,此举极大地推动了李朝时期稗说类的隆盛。当时的王室顺应社会的发展要求,重视稗说类著作的创作,并对其进行各种各样的奖励政策。从稗说文学的序跋中不难看出,勋旧派文和士林派文人不为无补于世、文以自娱、著书垂世等不同的创作态度。到了李朝时期,文人的身份和环境与此前不同,因此他们的思维方式和思考范围都有所变化,并体现在知识结构的广博性以及意识结构的双重性上。以前的重经、重文转变为经术、文艺、政事兼顾。他们的治学与兴趣广泛,稗说恰恰反映了士大夫文人对博学的追求。他们在社会上是承担责任的知识分子,为天下苍生谋福奔命,但回到个人的日常生活中,拥有充满雅趣、享受闲情的私人生活,赏玩清供、莳花弄草、吟诗作书、游历山水、结社聚会,造成了文人的典型文化。他们身处空前浓厚的文化氛围之中,自然会有表达这些生活的欲望和需求。如此的双重性使他们对“文”具有矛盾的态度。他们虽然一面强调“文以载道”,但无法忽视“以文为戏”的另一面。因此,他们一边写“文章”(诗词),一边写“小说”(稗说)。把责任与娱乐谐调在一起,并行不悖,这一点反映了将稗说当作自娱手段的士大夫文人的创作意图。第四章重点分析了雅俗兼容的主题内容。稗说所涉及的内容虽广泛,但从中仍能够看出士大夫文人关注的重点内容。此章按照稗说文学的题材取向主要探讨雅俗兼容的士大夫稗说和庶民稗说两个方面。通过对这两方面内容的考察,可以了解对于士大夫文人而言稗说写作的意义所在。第一节展现稗说与士大夫文人表现旨趣。本节通过士大夫文人对固有文化之觉醒、对历史记述之颠覆、对社会现象之批判、对理想人格之追求等四个方面,全面考察了士大夫文人的表现旨趣。首先来关注新兴的士大夫阶层的趣味爱好。他们一面学习和享受那些雅的,一面却不能摆脱或蜕变那些俗的东西。这些士大夫可以说是具有独特的生机与活力,容易与下层人民沟通。科举的普遍施行形成了广大的读书阶层,但无论中举与否,他们之间都有着相互的交往,不管是在仕、还是在野,他们都与当时著名的文人交往,并根据其社交经历撰写稗说。不仅如此,他们与道士、僧侣、医生、术士、画工、工匠之间也都有交流,如此广泛的社交活动必然导致稗说收容民间文学。尤其是稗说内容中有很多部分来自“闾巷之言”、“田畯之语”、“田夫樵叟”、“田夫野老之言”、“野人畸士”等。这些内容反映了新兴知识阶层在社会、现实等方面观念的变化。这些因素又带来了稗说形式与内容上的变化,形成了稗说文体的特征。从稗说文学开始,文学史进入到了能够反映个人文化精神的写作时期。一般来讲,稗说是“枯以为游戏”,不是经意之作,其写作意识都自学疏远于道德文章,创作态度也以随与自娱为主。大多数稗说作品在命名上就表明自己的杂、野、琐、闲、漫、稗、随等,命名时表明不是经意之作。稗说的序跋文,有时虽然表明补史的意图,但其中仍充满了传闻、怪异等满足好奇心的内容,谐谑、滑稽的宴席之谈以及随意的议论,畅所欲言地写出自己想写的。这些内容反映稗说对闲谈的难以割舍的兴趣与爱好,但文人不再追求架空的理想世界,而是把目光更多地转向现实社会。稗说多有作者自己的见解、感受和议论。通过记载琐碎的日常生活情趣,稗说往往表露出作者的感情、观点。作者时常强调写作稗说是为了“破闲”,但稗说更多的是表达士大夫对理想人格的追求。稗说内容广泛,不再局限于奇事异闻、街谈巷议,更多地去有意识地搜集、记述各种内容,社会生活、朝野轶事、礼仪风俗以及草木虫鱼、人间鬼域,无所不包,其杂俎性可谓壮观。第二节论述稗说与庶民适俗文化视角。在这节里,主要探讨在稗说中士大夫文人如何看待并叙述那些庶民生活,换而言之,即研究其审视庶民生活的视角与态度的问题。这个问题通过“街谈巷语”的庶民气息、对本性与欲望之肯定、亦真亦幻的断绝与交涉等角度来考察。稗说作为贵族文学,士大夫文从记录对所属阶层周边见闻开始,把视野扩大到下层人民的生活,真可谓是一场大变革。我们通过稗说作品可以了解到正统文学无法表现出来的平民阶级生活的真实像。稗说视角的微观化,意味着士大夫文人开始注意一般人的生活。传统时期的历史是以王室以及一些重要人物为中心的,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稗说中有大量关于下层人民生活情景的记载,诸如时俗、宗教、饮食、住所、语言、婚采等。稗说以前以记载国家大事、王朝大臣、著名人士为主,并没有大多数百姓的位置。而稗说除文人生活圈内的人事以外,开始增多关于一般百姓生活的记录。这反映了士大夫文人在看待周围、现实的视角上有所变化,也说明叙事文学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稗说开始增多有关具体庶民生活的记录,作者对庶民的眼光,虽然仍有同情或歧视的成分,但也有与此前不同的视角。他们开始记录不值一提的平凡人。虽然他们没有值得记录的善行,但其形象不再是被支配的单纯的下层。他们不但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和追求,有时甚至可以凭借独特的见识来使知识分子获得某种觉醒。传统时期,在少数的精英阶层之下,存在着一个巨大的民众阶层。他们具有迥然不同的生活方式与风俗。尽管统治阶层不断努力去使各地风俗习惯整齐划一,民众却仍然保持着他们具有明显差别的特点。而这些正是士大夫文人根据亲身经历而记录到稗说文学作品,使我们能够看到它们复杂的多样性。第五章主要考察了稗说的谐谑美。挖掘稗说文学的本质,对谐谑的照明是非常必要的研究课题。美的范畴的谐谑(jest;joke,humour)属主观滑稽的一种。主观滑稽还包括机智(Wit)、讽刺(Satire)、反语(lrony)等三种形式。谐谑是人类共同的财富,论谐谑的鼻祖应当属英国,但朝鲜民族自古以来非常喜爱谐谑,因此谐谑在朝鲜文学和生活中已朝鲜化,稗说与时调、古小说一起在古典文学中成为了谐谑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即成为了朝鲜民族的传统。通过稗说作品所表现的谐谑美,我们可以了解朝鲜民族的传统性。它把正统文学无法表达的士大夫文人的内心世界以及下层人民被压迫的感情升华为一种审美表现方式,充分表达出稗说文学的审美性价值。第六章考察了稗说在朝鲜古典文学史上的地位和意义。从口碑文学到记录文学,从说话文学到近代小说这一漫长的叙事化过程中,稗说文学淋漓尽致地发挥了其过渡作用。可以说稗说文学是一种从诗话杂录到随笔评论,从说话文学到小说的具有双重性质的过渡文学形态。在本章里,厘清稗说文学是中国稗官文学的“变体”后,也对稗官小说做了探讨,并阐述发展到朝鲜的中国文学的传承与蜕变的关系。进而对稗说文学的传述模式及意义做了归纳。本章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考察稗说文学的叙事化特点。一是在朝鲜叙事文学史上稗说是以谐谑美为主要表现方式存在并演变而来的;二是稗说从产生到衰退经历了600～700年的发展历史,期间不断地与其它文学样式交叉并互相影响;三是稗说不断地进行自我更新,并反映了各时期的社会面貌;四是在完成叙事化过程中稗说对民间文学的收容起到了重要作用;五是到了李朝后期稗说的叙事化最终出现了野谭这一文学样式。总之,本文旨在研究被传统文学所忽视的、作为‘非正统文学’的稗说体文学,把其作为过渡期文学放在整个朝鲜古代诗歌、小说文体的大背景下考察,通过稗说文体系统地宏观把握,透视其独特的文体规范和艺术构造方式和形态。通过本文研究我们可以断定,无论是从作品的数量、规模来看,还是从艺术影响力来看,稗说文学完全可以作为一个独立的文体存在。同时,挖掘朝鲜古代各文体类型在历时演绎和共时并存的发展过程中,既有一定纵向的传承,又有一定横向的渗透,相互之间影响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