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与此同时,我国金融发展则相对滞后,并且经济增长还带来了收入差距的迅速扩大。而国外大量对金融发展与收入不平等关系的研究表明,两者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特别是随着微观数据的丰富,大量实证研究显示金融发展扩展了经济机会、减少了贫困,改善了收入不平等。随着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入,金融发展对我国长期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将逐渐显现,在此过程中是否会带来收入不平等的改善或加剧已引起了足够的关注。如果我国金融发展不仅能推动经济的长期增长并同时也能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那么推动我国金融发展的政策对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将具有重大意义。鉴于国内外对金融发展影响收入分配研究的逐渐增加,本文基于我国金融制度以及金融市场发展的历史背景,在现有大量研究文献的基础上,对我国金融发展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展开了多层次、多角度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本文提出了我国金融发展影响收入不平等的微观、中观及宏观三大层次效应,并结合我国的实际经济背景分别对各种效应进行了详细考察。首先,本文从微观层面展开分析。金融发展影响收入不平等的微观效应包括人力资本效应与G-J效应。本文建立了一个基于二元经济结构的经济增长模型,该模型继承和发展了Galor和Zeira(1993)的理论。本文的模型结论认为,由于城乡人力资本积累技术的城乡差异以及金融发展的城乡不平衡性,导致了我国金融发展降低收入不平等的人力资本投资效应不能得到发挥,甚至有可能使得金融发展反而加剧了收入不平等。本文及国内相关的实证研究证实了本文模型的理论预测。从实物资本投资的微观角度,本文对G-J模型的框架和思想进行了深入分析并将其概括为G-J效应。其核心思想是在经济发展早期,获得金融服务门槛很高而获得高投资回报的人很少,从而金融发展扩大了收入差距;在经济发展进入发达阶段,获得金融服务门槛低且获得高投资回报的人很多,从而金融发展进一步缩小了收入差距。本文对G-J效应在我国的适应性分析认为,由于政府对金融部门的干预,使得我国从整体上看不满足G-J效应产生的条件,但随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非国有金融机构发展的逐渐发展,使得制度性金融发展障碍逐渐减弱,中低收入人群获得金融服务的门槛逐渐下降,从而最终可能会有利于收入不平等的下降,所以我们得出了倒U型曲线关系在我国仍可能成立的推论。本文后续的实证研究证实了该推论。其次,本文从中观层面上分析了地区金融发展不平衡导致的地区分配效应。发现我国金融资源在地区间(包括省间以及三大区域间)的配置不平衡性在近年来出现了持续的上升。分析金融发展非平衡性对地区收入差距的贡献度发现,东部地区金融发展的不平衡性对其内部差距的贡献度达到了22.97%,中部地区贡献度较低。三大区域间的金融不平衡对区域间收入差距的贡献率达到了80.08%。这说明促进我国金融资源在地区间的平衡配置能成为减低地区差距的有效途径。再次,本文从宏观层面提出了金融发展通过影响贫困而产生的收入分配效应,并将其分解成为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两大方面,两者主要区别在于金融发展对最低收入人群收入增长的影响途径上。我们对我国金融发展的减贫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结论显示金融发展规模降低了农村的绝对贫困;金融机构的效率增加了农村绝对贫困;金融结构的发展对我国农村贫困的影响并不显著。但从整体上看,金融发展对我国农村贫困减少主要表现为负面的抑制效应。本文从多个角度对我国金融发展抑制农村贫困较少的原因进行了深入分析。最后,本文对我国金融发展的收入分配效应进行实证分析。省级面板模型的估计结果发现我国金融发展显著的扩大了城乡差距,而基于我国249个地级以上城市面板数据模型估计结果也显示了两者的正相关性,并且两个模型都表明我国金融发展与城乡差距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我国经济增长与城乡差距之间也存在库兹涅茨倒U曲线关系。省级面板数据的估计结果显示,农村金融发展与非国有金融中介的发展显著的降低了城乡差距,而城市金融发展显著的提高了城乡收入差距,并且金融发展影响城乡差距的效应在我国东、中、西三大地区间具有明显差异。此外,私有化率和城市化显著的扩大了城乡差距,而在校生人数比例、对外开放程度以及经济结构变化对城乡差距的影响存在地区差异;且没有证据表明政府支出对城乡收入差距具有显著的影响。基于VAR模型研究的结果显示,我国金融发展与收入不平等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关系,并且金融发展对收入不平等有正的影响。Granger因果检验显示,经济增长是金融发展的Granger原因,而金融发展是收入不平等的Granger原因,我国金融发展能成为降低收入不平等的有效途径之一。同时脉冲响应分析结论显示,我国金融发展的短期变化仍将对我国收入不平等状况产生短期显著的正向影响,从而进一步扩大收入不平等。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旨在改善我国收入不平等的金融发展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