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清朝制度既热衷强调其延续明朝制度的共性,又热衷强调共性下的特性。且制度的沿革与创新是一个延续的历史过程,就制度发展过程得出的结论仅是对历史规律的遵从,缺乏对历史人物活动所造成的制度选择性的研究。因此本文试图将制度研究置于人物活动当中,以文馆、内三院为重点,将历史客观条件与历史人物主观能动相结合,从而揭示制度选择的现实需要性。太祖时期处于起兵阶段,未着手筹建文官制度,但有一批的文职人员担任起草、书写来往文信,联络汗与贝勒诸事务,登记档册、管理户籍、教习子弟等工作。这些围绕在太祖及武将身边的文员,除了常规性任务外,还参与机密国政,所以有专门的办公机构书房或文馆,而这些文员在当时被称之为“巴克什”,由于文官制度的缺乏,这些文员对雇主有强烈的依附性,具有私臣性质。太宗朝分为文馆和内三院两个阶段:前期的文馆是对太祖时期的文馆进行制度化的延续,并大量起用汉文臣,这些文臣以皇帝智囊身份被纳入正规的官僚系统充任文官,突出其谋士身份。后期从文馆到内三院发生了阶段性的变化,尽管从职能、官阶上他们的权力仍依附于皇权,然而机构的规范化、权责的明确化为其迈向政治成熟、政治独立提供了制度保障,并正式成为国家机构,职能得到进一步扩大。世祖首先经历了摄政王辅政阶段。摄政王多尔衮在汉文臣的引领下建立了顺应统一的官僚体系。但多尔衮对汉文臣要求的内三院宰辅权力消极作为,并压制内三院不赋予其票拟权并蚕食其触及朝廷政务的多方权力。世祖亲政后,初期政治斗争的复杂性让顺治借各贵族利益集团互相倾轧以巩固皇权,与此同时内三院作为皇帝的亲信势力在崛起。世祖改内三院为内阁,内三院由辅佐机关演变为权力机关。从文馆到内三院,随着政治形势的发展,私臣在权力拥有者有意无意之间逐步走出各自雇主的樊笼,由权力边缘逐渐的走向权力的中心。从太祖到世祖,他们经历了由私臣向谋臣再向权臣的蜕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