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魏晋南朝的县令长家世和任迁情况及其关系作为研究对象,借助统计分析的方法,探析社会关系的变化对政治制度的影响,以此加深对魏晋南朝时期地方政治制度的认识。本文共分四部分:第一部分对曹魏时期县令长的家世和任迁情况进行了归纳与探析。统计到的曹魏时期县令长共有93人,通过对其中有家世记载的42人的分析,可以看出这个时期官僚系统的贵族化在县令长这一层次还不是很严重。通过对有任迁经历记载的57人的分析,在县令长这一层次,唯才是举的选官任官思想在选举制度中体现的比较明显,大量出身低微且有才能的人出任了县令长。从担任县令长以后的迁升情况来看,县长的迁升方向主要是县令,县令的迁升方向主要是太守。9人由于某种原因失去县令长官职之后再次重新入仕,从某种角度说,这也是社会缺乏人才的表现。第二部分对西晋时期县令长的家世和任情况迁进行了归纳与探析。统计到的这个时期的县令长共计111人,通过对其中有明确家世记载的63人的分析,县令长出身的贵族化程度大大加强。通过对担任县令长之前有明确任迁经历的59名县令长的分析,可以发现县令长的诸多选任方式所占的比例与曹魏时期相比有所变化。察举人数较曹魏时期多,说明西晋时期君主对察举制度的恢复曾做出努力;从公府、军府以军职身份出任县令长比例的增大,说明地方行政的军事化大大增强。从家庭背景看,在47位得以升迁的县令长中,出身于县令长或以上家庭的有35人,占74℅,这说明家世背景对县令长的升迁仍然起着很重要的作用。从担任县令长以后的迁升情况看,与曹魏时期相比,迁升的方向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数据表明,这个时期县令长的迁升方向仍然是太守。111人中,统计到的失去县令长官职之后再次入仕的只有3人。第三部分对东晋时期县令长的家世和任迁进行了归纳与探析。统计到的这个时期的县令长共计101人,通过对其中有家世记载的65人的分析,从家庭出身看,出身县令长或县令长以上家庭的占到了98℅,说明在县令长这个层次上,已经接近完全贵族化了。从53名担任县令长之前有明确选任经历的县令长的情况来看,门阀政治的社会形势对县令长这一层次官员的任迁产生了很大影响,察举这一途径已经为官宦子弟所轻视,门第出身的作用占据了绝对主导地位。相比而言,公府辟除在各种选任途径中仍然占据主要地位。统计到的101名担任过县令长的人中,有34人在担任县令长之后得到迁升,其中29人出身门第较高。这个时期县令长的迁升方向主要是参军、司马等军职。101人当中,有8人失去县令长官职之后又再次入仕,其中的6人出身门第较高。第四部分对南朝时期县令长的家世和任迁进行了归纳与探析。统计到的这个时期的县令长共计347人,通过对其中有家世记载的200人的分析,出身于县令长或县令长以上家庭的占到了93℅,和东晋相比,尽管比例有所下降,但在县令长这一层次上,贵族化程度仍然很严重。347人当中,在担任县令长之前有任迁经历的有212人。从任迁看,许多县令长是由军职人员或出任,或兼任县令长,或带或领县令长。这说明南朝时期地方行政的军事化,在县令长身上表现的相当明显。同时,中央官吏出任、兼任或带、领县令长,以家贫而为县令长,因受到嘉奖而为县令长等情况的出现,说明了南朝时期县令长能够获得相当丰厚的利益,朝廷以此作为赏赐,表现出了县级行政长官选任的弊端和随意性。347人当中,有154人在担任县令长之后得到迁升,其中124人出身门第较高。迁升的方向主要是各种军职。从离职以后再仕的情况看,23人离职以后又入仕,其中19人出身较好。总之,通过对魏晋南朝县令长家世和任迁情况的探析,我们可以看出,魏晋南朝时期的官僚系统中,县令长这一层次的贵族化程度存在着不断升高的趋势。军职人员出任、或者兼任、或者带、领县令长的现象越来越严重,从一个侧面说明地方行政军事化越来越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