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密特力图通过诠释马克思自然观,来实现对马克思哲学思想的整体把握。从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和第一代法兰克福学派分别汲取的“实践批判原则”“乌托邦”“政治经济学批判”等哲学思想,成为了施密特诠释马克思自然观坚持的历史唯物主义和“非本体论”哲学立场的理论渊源。自然的社会历史性和自然与社会的双向中介,是施密特对马克思自然概念的基本属性和自然观核心内容的把握。这是施密特对马克思自然观的主要贡献。施密特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践原则和历史原则,揭示了马克思自然观对黑格尔、费尔巴哈的自然观的继承、批判与超越,并在自然概念、自然史与人类史的关系、自然认识论等相关问题的讨论中阐释了马克思自然概念的社会历史属性。施密特以《资本论》及其“手稿”为主要文本,反对卢卡奇的“自然是一个社会的范畴”的主张及第二国际理论家将马克思自然观与历史观加以分割的做法,认为马克思在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中阐释的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理论内在地包含着实践性和历史性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进而按照“中介—实践—劳动”的解释逻辑,将马克思自然观的核心内容界定为自然与社会的双向中介。施密特的诠释,忽视了科学技术与工业的中介地位,忽视自然作为资本逻辑的内在部分对社会的中介作用,忽视了人与自然和人与人关系的再生产意义。施密特对马克思自然观理解的最显著的局限性,是施密特对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批判,以及他对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与马克思自然观所作的对立性解释。施密特认为恩格斯的自然观是抽象的,自然辩证法仅具有前辩证法性质。这种误读在于施密特未能彻底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唯物主义本质,没有发现无论是从研究的逻辑起点还是历史语境看,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研究始终根植于自然科学的历史发展这一具体实践形式和社会现实内容这个事实。事实上,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与马克思的《资本论》以及以前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等文本一起,共同阐释了统一的马克思主义自然观。施密特对马克思自然观的诠释,深刻影响了以后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当代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有机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产生了影响。